此起彼伏的菜市，还有药辅、绸布庄、百货店……作为化工厂职工的朱桂兰，与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以及三个儿女，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突然在一个夜间，大水从城东门涌了进来，城里人开始逃难……1968年9月，朱桂兰—家六口移民到了嘉鱼县簰舟湾。他们挤住在一个牛圈里，两年后村里才按每人8平方米给盖了房子，这是国家规定的住房面积。没有从事过农业活计的朱桂兰劳动一天生产队只给记7分，给丈夫记8分。下去那年，生产队失火，十几堆黄豆没打粒就烧得一干二净，家大口阔又挣不上工分的他们分不到粮食，孩子们饿得夜里去生产队地里偷腊菜根吃。后来把家里唯一的两只木柜押给生产队，才给分了80斤粮食。孩子们的奶奶就在去那年锇死了。
朱桂兰的丈夫王克军在郧阳时，曾因—个冤案在监狱里关了4年零7个月，1979年平反后她们一家搬到了簰舟镇，全家也恢复了非农业户口。但当地人还是把他们看成“劳改犯”。
王克军曾数次回郧县落实4年多冤案的补偿，但都毫无结果。1998年，在他们离开故乡30年后，王克军又一次回来，给他的答复是：补偿没有，但可以全家迁回郧县城。终于可以回故乡了，他们毫不迟疑地回来了，带着六个儿女回来了。他们回来的第三天，震惊中外的长江“九八大洪水”翻堤了，簰舟湾被冲成一展平地。他们的房子、土地上的庄稼走时还没来得及处理，也被冲得一干二净。后来，国家给簰舟湾灾民进行补贴，但没有他们分文，因为发水三天前他们的户口已经办回郧县。王克军去找簰舟镇怎么说也没有用！
4年多监狱冤案的补偿没有找回，簰舟湾的洪水损失没有找回，王克军—病不起，2003年，71岁的王克军死在郧城边租来的、仅有10平方米的破屋里。当年，—个34岁的青年带着妻儿老小离乡，又过了37年，一个白发苍苍、病入膏肓的老人，一无所有地离世，唯一换回的是他的尸骨可以埋在故乡的土地……
用怎样的文字能够说清一个库区移民一生的辛酸？
用怎样的心情去理解一个原本可以创造、但最终—无所有的生命？
在郧城中岭的棚棚区里，我们还看到从汉阳返迁回来的王荣，30多岁的王荣已经疯癫，男人已离她而去，母亲已过世。疯人王荣穿条裤衩，上身裹着纱布，脸上涂着红色，在屋里自说自语，我们从她门口走过时，她望着我们说：“生吃啊！”
她的门口、屋内成堆的苍蝇乱飞……
还有12岁的王洪涛，十年前随父母、奶奶从京山回来，作为游民的父亲因偷盗、打架被判了十年刑，母亲已不知去向，小洪涛靠奶奶捡破烂维生。雷正金告诉我，小洪涛已住小学三年级，学杂费全免。这是所有不幸中的一幸。
雷正金还说，郧城返迁1万多人，政府现在采取三种救济办法。—是纳入城市低保，每人每月领100元救济款，这类人员占20％；二是帮助发展个体经济，比如搞小吃、卖服装、作馍馍、拉板车等，这类人员占50％；还剩30％是“三捡”人员，即捡破烂、捡江边消落地、捡废弃物，这类人员现在还有3000多人。在这类人员中还有“三多”，即离婚的多、疯傻的多、“劳改”的多。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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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郧县农业银行职工余国富的自述——
我爱人和孩子当时都是移民。我看过《蹉跎岁月》，但一点也不动感情，因为我们的经历写出来比那还动人。我爱人是老城十字街金家巷的人，参加工作就搞教育。1962年精简，简到她头上，回家了。1969年丹江水漫上来，淹了老城，要移民远迁，也有她的份。她和两个孩子迁到了嘉鱼县的钟畈大队，肚子里还怀着老三，那时，我还在郧县大柳营业所工作，每月52元工资，养活4个人，每月都欠一屁股胀。
妻住的那地方是湖区，抬脚就要下水。她不服水土，天天生病。烧柴不是上山，而是下湖，下到齐腰深的湖里去割湖草，一捆一捆扛上岸。每下一次湖，起来都难受得要死，她受不了。在那陌生地她生了孩子，自己生，自己接，自己养，没人照料，孩子7天后中风死去。
1968年7月下去，到11月他们娘儿几个就偷偷跑回来，一路上风餐露宿，逃荒一样。老城已一片汪洋，新城也没有落脚点，只有逃到大柳，住在营业所。那时单位只给职工一个单间，无法住，钱也不够花。第二年年初，天还下着大雪，她跟附近大队的干部好说歹说，答应给一个磨坊供她们母子住。由于太远，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而新居也是同样挡不住雪霜，遮不住风雨。后来，在大柳区领导的帮助下，离所五里的地方又租了一间草房，这算是比较好的，十个平方。她母子住进去，在地上打了桩，用竹棍子拴了一张床，坐上去吱吱响，砌了灶，房里都满了。床连锅、锅连床，案板架在锅台上。队上干部去亲热我们，一坐竹床就压垮了。下起雨，草房漏，虽是躲在屋里，也要打伞戴帽等天晴。就是这样还是住不稳，城里乡里四处清查，凡是迁往他乡的人都得回去。到处都在追、撵、送或通过组织做工作，非走不行。我是党员，这也得带头。1972年3月，她母子把被子一卷，又返嘉鱼，无奈啊！
回嘉鱼六个月后，她又拉扯着两个娃子，背着包袱，离开了那里。她不敢回家，只得悄悄住她娘家。到了第二年夏天，他们母子准备回郧县找我，连日奔波，在丹江轮船码头上等船睡着了，被小偷偷了个一干二净，回不来了，他们母子在码头上抱头大哭。正好遇到几个好心的郧阳船工，知道原委后，带他们回到了郧县……
财办知道情况后，解决了3丈布票，支行解决了50块钱，做了几件布衣服总算有了换洗的，这就是那时的家当了。城里没点儿落脚，只得又到大柳营业所，我只得再去找房子——我一生搬了11次家。妻子写了几十次申请，厚厚的一叠，希望组织批准他们回来，夫妻孩子在一起，什么可怜的词都用完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气不过把它们一把火烧了。
妻子在大柳住下来，我又去给大队说好话，请队上给点口粮，同意后，她就去从事她完全陌生的沉重的农活——上山砍柴、扒红薯沟、点苞谷、挑大粪……1979年12月30日我调到支行来，情况有些好转。第二年夏天，为解决生活问题，我的老二进城在基建工地搬砖，暑天中午炎热，他累了、热了，跳进水库去浸一浸，谁知一下去就没起来。这年他16岁。牛高马大的，穿42码的球鞋，打捞起来，买了一副棺材，装得满满的。
组织上照顾380元，300元棺材钱直到1983年才还完……
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悲剧，100个家庭有100个家庭的不幸，一万个家庭有一万个家庭的眼泪……
我无法将所有移民和返迁移民的伤痛写尽。只愿这样的苦难不再轮回，只愿2010年汉江水抵达北京后，干渴的北方人用清沏的汉水泡上一杯茶，然后静静地坐下来，仔细品味这茶中不尽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