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提出新的问题。
继70多年前那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后，许多考古学家陆续被吸引到这里，冯汉骥是当中的重要人物。20世纪50年代，冯汉骥多次来到“三星堆”一带进行考查发掘。1963年，冯汉骥在现场调查时一语惊人，他认为这一带古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远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远古蜀国”，即使是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来说，也只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但这个概念却毫无疑问地为他们后来的探寻之路提供了一个坐标。
在20世纪的殷墟考古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来自于对出土甲骨文的解读，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研究者在已识读的数千个文字中，发现了大量的“蜀”字，他们认为，这些象形的组合，是眼睛和桑蚕的形态。神话般的古史中，蜀人正是养野蚕的纵目人。而在当时，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有关长江上游这个古国的一切仍是幻影。
考古发掘中的一些细微和屑小，常常隐藏着惊心动魄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来自7000余年前的稻谷，正在改写中国的文明史。在长江下游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村，考古学家发现了比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经科学测定，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在长江下游种植水稻，修筑房屋。他们筑出的大面积木构建筑工艺复杂，是中国榫卯建筑的始祖。学术界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
长江流域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是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的“良渚文化”，它所在的时间大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它以无与伦比的玉器著称于世。专家分析，“良渚文化”的主人就是传说中与黄帝大战的蚩尤一族，它已具备了国家的早期形态。
20世纪中晚期，考古学家在长江的中游也发现了令人瞩目的古遗存，这一系列发现，使人们开始关注中华文明的多种起源问题，而在长江上游，人们对古蜀王国的寻找仍然没有结果。
那次发掘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发现就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土坑惊天动地。此时，考古学家已在这片原野上苦苦寻觅了半个世纪。
林向（考古学家）：到了1986年的时候，应该说是空前地、大规模地一次发掘。整个的线给它理起来了，几千年的历史都一层层地找出来了。
考古学家林向是冯汉骥当年唯一的研究生。23年后，他有机会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那次激动人心的发掘，在自己年逾半百时，看到老师当年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林向：每一代人只完成了他那一段，应该说一个重大的发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的，很多学者、很多人共同努力带来的。
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始终未能在长江流域找到一个与黄河流域的殷商同时代的具有类似规模的泱泱大国，长江上游的“三星堆”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青铜纵目面具，高厘米，宽138厘米。
20年前，形象奇异的青铜面具的出土，令在场的所有人百思不解。
敖天照（广汉市文管所）：当时不晓得是什么，取土民工说是皇帝的宝座。还想搬来试一下，有这么宽，这么大，完全坐得下。最后一清理，翻转过来看，是一个跟人一样有鼻子、有眼睛的大面具。
当年，作为考古队副领队的陈显丹，也亲历了大型面具的出土过程。
陈显丹（考古学家）：就像螃蟹的眼睛结构一样，在世界上也没有发现过，根据这个发现，我们再联想到古代文献记载的古蜀人是蚕丛纵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史书上的纵目是否就是这个面具的纵目呢？因为原来文献上记载的“纵目”都没有说清楚。
高大伦（考古学家）：“纵”，它含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深”和“长”，我们说“纵队”，“ 合纵连横”，“向纵深发展”，是想表现祖先的眼睛非常犀利。
对于远古蜀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仅只言片语。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人们想到了早已被遗忘和曾经被认为不足为信的古文献。史载，古蜀人的第一代国王名叫蚕丛，他被描述成一个长着纵目的人。
另一些联想来自于环境。巴蜀之地，自古雨雾敝日，古木参天。专家们相信，“纵目”是被古蜀人神话了的祖先，它的背后是古蜀人现实生活的愿望：他们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够穿越雾霭，看得更远。
典籍中神话般的古蜀王国，就这样以神话般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面孔后面，仿佛都有我们熟悉的故事和生活，却又分明让人感到如此陌生和遥远。
那次非同寻常的发现，使数千年前的一个神秘古国变得可以触摸。这些出土器物的主人生活在与黄河流域的商朝人几乎相同的时代。在古史中，秦灭巴蜀以前的四川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三星堆”人突如其来的高贵文明，在我们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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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青铜岁月（3）
各种工艺复杂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和陶器，呈现出宏大、神圣的场景，也透露出温情有趣的生活。
数量巨大的象牙和海贝，意味着古蜀人生活的环境和他们范围广泛的商贸活动。
300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已经拥有非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冶炼铸造术，在他们周围的山脉河流中，蕴含着丰富的金属矿藏。这些人用青铜铸出自己看到的和想象中的一切，并赋予它们神性的色彩和理想的光晕。
在相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人们用青铜铸出巨大的鼎以此象征权利和神圣，在阴郁湿润的长江上游，人们虽然铸造出有着同样难度的鼎类礼器，但他们似乎更迷恋自然、万物的灵性。
除此之外，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些神话了的人物，这才是这片青铜世界中的主题。我们在中国的古文明中，几乎见不到这种富于立体和空间感的青铜人物。而这些青铜像体积的巨大，甚至是当时世界青铜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
罗二虎（考古学家）：这一批青铜造像的出现，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它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现在对比一下我们周邻的这些文化，或者是拿比较远的文化来比较的话，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体现了“三星堆”文明自身的特点。
“三星堆”遗存中另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是出土的大量金器，它们的数量、形制和器物的体积在中国相同时期的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国王陵墓里面的金面具和金杖，是古埃及神权和王权的最高体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与之极其相似。
金手杖上含义诡秘的图案，可能同样代表着宗教和神权。
金面罩使青铜像更加肃穆和高贵。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们对早期国家的界定包含着一个重要因素，即政治和宗教双重身份领袖的出现。而在三星堆，除了文化来源的谜团，这些器物本身就印证着长江上游那个文明古国的存在。
这里曾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王国，它眩目、喧嚣、富庶……除此之外，祭神和巫术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内容。为此，人们为神灵准备了用于祭献的牛、羊、鹿、大象和人；巨大的青铜树、青铜立人被供奉在高高的神坛上……然而，这群忙碌而庄重的祭祀者又是什么人呢？确切地讲，最初的古蜀国人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形象和命运？
一些悬疑的破解带来更多的谜，与祭祀坑相应的祭台、与古国相关的城垣又在哪里？1986年，“三星堆”各种器物出土后，经过了文物修复专家的艰难修复。它们曾经只是一些碎片和残骸，几千年前，人们曾将它们砸碎、灼烧。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被视为神物的重器损毁殆尽并草草埋入泥土？那一刻，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们的出现仿佛才是真正悬疑的开始。 （编导：王影/摄影：王影 李雄）
第八集 古蜀沉浮（1）
许多年后，人们仍然在问：如此繁荣兴盛的王国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关于它有许多猜想：戏剧性的政权更替，诗意的战争与死亡……然而洪水是考古者找到的唯一现实证据。如果真的毁于洪水，“三星堆”古国中的人们又去了哪里呢？
1934年 ；三星堆考古发掘图；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发掘处。
这是一张由美国人葛维汉绘于1934年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图。图纸以当时发掘地所在的燕家院子为中心，标注出遗址区内的重要位置和走向。70多年后的考古图中，“三星堆”遗址的区位和走向与当年仍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在燕家院子的东、西、南面，横亘出3道巨大的土梁，这是考古者揭示出的“三星堆”古城墙。
2005年，在对青龙包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考古学家在燕家院子前的西城墙下揭示出又一个秘密：推想中的古城“水门”出现了。
陈德安（考古学家）：如果我们弄清楚，确认是“水门”，那么对于这座古城的认识非常重要；就可以确认“三星堆”古城的人们出入主要不是从陆地、从大道走，而是从水道走。
“三星堆”遗址的北边和中心分布着两条水系：鸭子河与马牧河，鸭子河每逢夏季水量充足。从地缘上看，这一带介于岷江水系和沱江上游水系的众多河流中心，周边有大小河流十数条。自古，平原一端的金堂峡口河道狭窄，丰水期汇入沱江的几条大河水势凶猛，造成峡口崩塌而壅塞河道。洪灾雨水使成都平原自古素有“西蜀天漏”之称。水，可能交融着这里千万年的生死故事。
在距离“三星堆”博物馆富于现代色彩的建筑物咫尺之遥的鸭子河中，古老的图画仍然保留至今。
每年的夏季，周边的渔人都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河中捕鱼。这种捕鱼的水禽被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