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同盟会阁员都是些谦谦君子，并没有在内阁会议里面引起激烈的冲突。他们看到内阁政见分歧，愿意退让，商定退出内阁，由乙派的人组成政见一致的内阁，避免因政见分歧而造成政局的纷乱。对此，唐绍仪向袁世凯请示内阁辞职的问题，但袁世凯没有同意，唐也不敢勉强。但是，当上述垫款合同于5月20日交参议院讨论要求通过时，刚刚成立的参议院中的党派纷争立刻就表现出来。共和党议员纷纷表现出问政的能力和勇气，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一直在追查比款用途，谴责唐外交失败。大概唐绍仪也没有见过民主的声势，竟至穷于应付，呆若木鸡，长达一小时之久。江西籍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作了长篇发言，历数唐绍仪滥用借款，失信外人，外交失败的过错，责骂唐是一个亡国的总理。但是，他们没有责问财政总长，也不否认丧权辱国的借款章程。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推倒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推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当天晚上，唐绍仪即带领同盟会阁员向袁世凯请求辞职，但袁世凯坚决表示挽留。这个唐内阁一开局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然，黄兴反对丧权辱国的借款，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南京的军队，在革命时期极大地扩张了，但军队的素质和武昌的一样，大多是城市游民，没有经过训练，还有一些是各地参加北伐到达南京地区的军队。南京陆军部直接掌握的军队有16个师，20多万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份支出总数975万元，陆军部就支出了893万元。南北和谈成功之后，就面临着必须遣散的局面。但遣散更需要一笔遣散费用，因此，迫切地需要筹措款项。4月11日，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量政务，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即二十七团、二十八团等部，因为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黄兴连夜赶回南京，翌日天明到达时，其他部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黄兴残酷地镇压了兵变，逮捕枪毙了200多人。当天，黄兴即向袁世凯引咎辞职，但未获批准。兵变事件更将黄兴放到了火炉之上，使他深感有兵无饷的危险。熊希龄在上海的时候，已经为黄兴筹措了一些款项，答应到北京就任后，继续筹款。但中央政府同样库空如洗。鉴于列强监督财政的图谋，黄兴一方面尽力维持局面，一方面以爱国为号召，动员部队自愿遣散。但局势仍然很紧张，不能不向熊希龄请求拨款。自从与熊希龄为借款方针发生争执之后，黄兴自然不可能再向中央政府请求拨款，他这个留守也就当不下去，只好再次要求辞职。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奉袁世凯的命令，到达南京接收南京留守府军队，黄兴即通电宣布卸职。
南京留守府一职，既是袁世凯安抚南方军队的措施，也是借黄兴这个厚道人之手，来消解南方的反对情绪。但是，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是把南京留守一职当成应变的手段，以便保存革命的军队。黄兴的卸职，也就削弱了革命党人在南方的实际力量。我们在下面还要继续详细谈谈这个微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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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绍仪出走天津（1）
统一的民国政府成立后，内阁的运行很快出现风波。政治的整合固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军事的整合其实是更严重的问题，没有军事的整合，政治的整合是不牢靠的。尤其是采取两党议会民主体制下，没有军队的整合，只能是水上浮萍而已。军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一旦矛盾激化，战争就很难避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南北军队对立的潜意识却始终存在，不解决军队问题，说任何漂亮的空话都没有用。考察民初政治，不考察民初军事是不行的。不了解曾国藩的湘军创建以来，中国军事派系分立的军阀化倾向也是不行的。否则，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就失去了连贯性，变得无法理解。但是，当时的革命者都不大能意识到这一点，孙中山和黄兴更不懂得这一点，但黄兴是军事领袖，生活的逻辑对他的压力要更大一点。生活这本书比多少本纸做的书，给人的教育要更丰富。只读纸做的书，不会读生活这本书，就是书呆子。别看那些人都是革命者，其实也是些书呆子，刚读了点洋教条，还没有读会中国生活这本书。当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书呆子实在是太多了。
南北和谈成立时，大体上，北军已后撤至兖州、信阳一线，南北军队都维持现状。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区域仅河北、河南、山东地区，其他区域则情况很复杂。袁世凯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清王朝土崩瓦解之后，重建真正的大一统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件很不简单，又难以完成的事情。尽管各省各自为政，但一时间大家愿意达成和平，承认中央政府。后来，孙中山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也就是说，革命党人也没有真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孙中山的话多少有点夸张，但各据一方的意识，则是没有疑问的。袁世凯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袁世凯不是个真命天子。
在前清的时候，中央的权力已经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很大。例如，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掌握着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地方督抚还掌握着税收的权力。本来，清朝的督抚都是带兵官，但那时候是文官带兵，辛亥革命后军人势力发展起来，各省都督大多是军人，建立起来的是军政府。
南方的革命党人没有在理论上意识到这些问题。但生活的逻辑是，袁世凯控制着北方，当了大总统，不肯南下就职，所以，大家不放心。迎袁专使蔡元培在北京兵变后就向袁世凯建议，派遣南方军队开赴北京维持秩序。唐绍仪支持蔡的主张。袁世凯很懂得一张一弛之道，在民初政治中运用得滚瓜烂熟。他竟然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很好商量。同时，南方也在酝酿由孙中山率兵亲征，“援助”袁世凯。迎袁使团成员宋教仁回到南京后，革命党人聚集总统府开会讨论时局，许多人主张以迎袁为名，由陆军总长黄兴统兵北上，乘机扫荡北洋军队。宋教仁则表示反对，担心南军北上，与北洋军队发生冲突，惹起战争。脾气暴躁的马君武闻言大怒，指责宋说：“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一拳打肿了宋的眼睛。黄兴急忙劝开。于是，3月11日，黄兴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主张南军北调：我的意见是，北方军队的名额不足，但与其添募新兵，还不如把南方已经编成的军队调到北方驻扎。这样，在南方可以节省军费，在北方也有军队保卫治安。而且，实施起来很简单，只要一纸调令，10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非常方便快捷。所以，建议请求大总统尽速发布命令，将准备招募增加兵员的部队停止招募。现在实现共和，国家统一，一定不会再有区域的分歧。只是希望大总统果断地予以实施。黄兴的主张自然遭到袁世凯的强烈反对。后来，黄兴又试图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也没有成功。
3．唐绍仪出走天津（2）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后，于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的谘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限一个月之内，召集临时大会，公选都督。同盟会方面希望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以另一人担任河南都督，也就是掏空袁世凯的地盘。3月17日，原直隶谘议局也居然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要求袁世凯任命，但遭到袁的拒绝。
王芝祥，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直隶通县人（现北京通州区），字铁珊。1909年考中举人，1911年任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中路军统领，那是一支旧式军队。辛亥革命中反正，任广西副都督。因陆荣廷出任都督，他在广西立脚不住，率部北伐到达南京。1912年3月，黄兴整理南京军队，任王为第三军军长。因为他是直隶人，辛亥革命后流行本省人治理本省，南方革命党人以及直隶的一些前清谘议局议员推举他任直隶都督。柏文蔚，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安徽寿州人（现寿县），字烈武。安徽武备学堂毕业，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任第一军军长，率部北伐，击败清军张勋所部，抵达徐州。张勋退居兖州。张勋顽固地效忠清王朝，清帝退位后，仍顽固地拒绝剪掉辫子，所部被称为“辫子军”。革命党人希望以柏文蔚取代张勋。但袁世凯一直支持张勋，让张勋屯兵兖州，成为对南方的监视部队。
唐绍仪认为，当时只有袁世凯能够统一中国，而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与同盟会合作。他在南京组阁时，曾和孙中山、黄兴联名要求袁世凯任命王芝祥任直隶都督，并一再进行力争。同时，唐以安全为理由，要求袁世凯同意让王芝祥率一师兵力护送国务员北上。但是，袁世凯既不理会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定，也不顾唐绍仪与南方会商的意见，着力巩固他的统治基础。当时，直、鲁、豫三省受到的革命冲击比较小，仅烟台为革命党人占领。3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代替张镇芳，3月24日，任命张镇芳署理河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