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这些人住在寺院，都不向官府报户籍，政府登记在案的户口，只有实际人数的一半……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处处都是寺院，家家都剃度为僧，达到尺土一人的程度，那么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位官员的告诫，措辞不可谓不激烈，但具体数据上，很可能有妄言夸大的成分。尽管如此，这份奏章仍不失为一份严肃而难得的警告。但令人失望的是，武帝的反应竟然是大为震怒！
要进一步了解武帝时佛教的兴盛程度，我们再来参考以下数据。南朝一共存在了169年，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始终受到宫廷的重视，但佛教寺院，建筑规模最大、僧尼人数最多的就是梁朝武帝时期。
据《辩正论》卷三、《释迦方志》卷下记载：
宋时（公元420年～公元479年）境内有寺院1913座，僧尼人数约36000人；
齐时（公元479年～公元502年）境内有寺院2015座，僧尼人数约32500人；
梁时（公元502年～公元557年）境内有寺院2846座，僧尼人数约82700人；
陈时（公元557年～公元589年）境内有寺院1232座，僧尼人数32000人。
通过对比，梁朝的寺院比前朝齐时多出800多座，僧尼人数更是比前朝多出5万多人，这个数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宋（南朝刘宋）到齐（南朝萧齐）这一时期，寺院数量仅仅增加了102座，出家僧尼反而有减无增；而梁后的陈朝，无论是寺院，还是僧尼数量，都大幅度地锐减。这很可能是梁朝后期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后果。在这55年的时间里，梁朝在建寺造庙方面的成绩，显得非常突出！
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人，深信佛教的真理，而发大愿出家普度众生吗？
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尽然，真正的原因似乎更为现实：由于当时的出家人和寺院的义工可以免除各种税赋及徭役。这样一来，寺院就成为人们的避难所。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寺院里混吃充数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与10个世纪前的印度佛教，是完全不同的。当时，释迦牟尼非常注意在僧团发展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僧人都远离世俗社会，不参与世事。僧团吸收成员时也有严格的规定，承担一定社会义务的人，如军人、奴隶及触犯法律者，一律不准加入僧团。这使得僧团与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发生冲突的机会。但此时的中国，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僧团成员成为半僧半农的特殊群体。随着土地的增加，寺院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渐渐地也就成为大量社会劳动力的拥有者。由于政府对佛教的大力扶持，政策明显地向寺院及隶属寺院的劳动者倾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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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3）
据说，前文中那位上奏的官员险些为此掉了脑袋。因为“菩萨皇帝”的厚道宽容，他才捡到一条性命，感激之情使得这位大臣山呼万岁之余，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继续直言进谏的冲动。此后，武帝的耳根明显清净了许多。这些奏章也很快就被武帝扔在一边，此时的他正沉溺在“建寺造庙，度僧无数”的成就感之中。这句话，也就成了“口头禅”，常常被他挂在嘴上，以强调自己所做的无量“功德”。
“如来”的刑杖（1）
此时此刻，建寺造庙的运动，并不只限于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朝。在中国北方，鲜卑人的帝国里，这种运动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堪称开创了历史性的纪录。参与者从帝王、诸侯，一直到普通百姓，可谓君民一心，上下同欲。据史书记载，北魏时国立的大寺，就有47所，王公贵室、五等诸侯所建的寺院849所。在这场运动中，百姓们形成了一支无需动员的“主力军”。到了东、西魏时，由他们自发建造的寺院就达3万余所，僧尼人数高达200余万。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得知，当时北方（包括东、西魏）国民总人数3200万，这样算来，16个人里就有1位是出家人。南朝与此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还不算惊人，26年后，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这个记录被打破。据《佛祖统纪》记载，彼时其境内有佛寺4万座，僧尼达400万人。这几乎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之最。在此后那些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王朝里，类似的天文数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北魏时，对寺院与僧人的管理与优惠待遇，采取了与南朝基本类似的政策。如果参考南朝那位差点丢了脑袋的官员的奏章，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北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很可能也没超过实际人口的一半。北朝与南朝不同，由于各民族间长期地相互征伐，积怨由来已久，加上与汉人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内部始终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状态，暴动时有发生。
可怕的是，一些僧人们也经常会卷入这些暴动，甚至成为暴动的领导者。史书显示，仅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短短的44年间，发生僧人“谋反”的事件就达8起之多。这些事件，自然引起朝廷对佛教的不满和相应的警惕。此外，北朝要想应付频繁的内外战争，不仅人力匮乏，物力更是不足。面对这种局面，北朝的最高统治者，逐渐难以忍受因佛教发展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压力，开始毫不客气地对他们曾经大力扶持过的佛教采取残酷而坚决的极端行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4次灭佛（或称灭法、法难）事件，北朝就占了两次。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御驾亲征，率重兵到长安镇压叛乱时，在一座寺院中发现兵器，这显然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怀疑僧人欲图与叛匪通谋，立即下令诛杀整个寺院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中藏匿酿酒器以及各州郡首领及富人们寄存在寺庙中的大量钱财，甚至还发现了窝藏在寺内的女人。太武帝震怒，在随行官员崔浩的劝说下，决定在全国进行灭佛。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针对僧人的屠杀和对寺院的打砸抢。
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官居司徒，是一位汉族官员，他从北魏第一代君王道武帝时就入朝为官，此时已是三朝###。他非常善于出谋划策，经常为太武帝的战争提供策略，并成为宠臣。太武帝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一般遇到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而他的建议往往也会被优先采纳。崔浩是一位道教徒，史书上说他经常在皇帝面前对佛教加以诽谤，指责佛教虚伪荒诞、造成浪费、危害社会等。
此时，刚刚出山的道士寇谦之经人介绍与崔浩结识，二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据说，寇道士曾对崔浩的儒学功底非常羡慕，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儒学。此后，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听崔浩为他解说古代治乱史迹，从而引发了他对于政治的朦胧兴趣。他有一次对崔浩表示：“我以前出世修道，不关心世事，没想到从你这里得到了神中之秘诀，所以应该兼修儒教，以辅助‘太平真君’（太武帝）……我因为学不通古，所以遇到事情心中愚昧不明……”可见，原本远离政治的寇道士，由于与崔浩的频繁接触，不免生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野心。之后，他请求崔浩撰写一部《王者治典》，并将其中的重点进行评述，供他学习。崔浩很快写就了20多篇文章，论述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内容“上至太初，下尽秦汉”，然后将这些文章送给寇谦之当作政治“扫盲”教材。从此，寇谦之开始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在学习过程中，寇谦之也对佛教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将部分佛教理论及一些仪式吸收到他的道教学说中。此时及后世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们，似乎都在做着非常类似的事情，就是将其他两家的学说，揉到自己的理论中，并把它说成是自家学说本有的内容。寇道士也不例外。
“如来”的刑杖（2）
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在崔浩的大力引荐下，寇谦之被召进皇宫，向皇帝敬献了一本由他亲自著述的道书。最初，朝野上下，没有人真正相信道书中的内容。崔浩便开始协助寇道士大做普及工作，他向皇帝上奏，将道术与古代的《河图》、《洛书》相提并论，劝说皇帝顺应天命，履行道家“清净无为”之法。不久，皇帝诏谕，奉寇谦之为“天师”，同时将他的40多名弟子一并请到平城供养，特许在平城东南敕建天师道场，并鼓励开展各类道教活动。寇道士终于达成了自己从政的愿望，成为帝国决策机构的重要成员。在皇帝陛下的关注下，道教开始逐渐在宫廷内部受到重视，在帝国政府的鼓励下，民间也开始大力弘扬道教。此后，太武帝策划和亲自指挥的几场战争，都因道士寇谦之的预测取得了胜利，这位道士不失时机地将皇帝陛下称作“真君御世”，这与太武帝的祖父道武帝被佛教徒们比喻成当今“如来”的说法非常类似。
16年后（公元440年），太武帝显然已经对道教深信不疑。这一年，在崔浩与寇道士的强烈请求下，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以表示自己是“真君御世”。
据《魏书·世祖纪》记载，4年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夏历正月），太武帝终于开始了针对佛教的行动。他向全国下达了一道诏书。首先，诏书给佛教下了一个近乎“判处死刑”的结论：“佛教的僧人们假借西戎虚伪荒诞之术，导致妖孽横行。”诏书继续谈到：“即日起，从王公一直到庶民百姓，如有私养僧人、巫师及金、银、工巧之人，都要在限期内遣送到军营之中，不可私自藏匿。超出期限后，被藏匿者一经发现将被处死，藏匿者将被满门抄斩。”诏书最后提出：自近年来，因为朝廷军国事多，没有宣扬“文教”（儒家教育），未能令风俗严整划一，使国人按照规范行事。所以命令王公贵族的子弟们全部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