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寿命实在太短，周武帝还没来得及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就于宣布“灭佛”的4年后（公元578年）驾崩。宣、静二帝先后即位，开始在小范围内恢复佛、道二教。历史的“轮回”，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事实证明，即使以皇帝的权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想要消灭一种文化或者宗教，即便当时的效果非常显著，但终究不能长久。北魏太武帝如此，北周武帝同样如此。两年后（公元580年），静帝驾崩，帝国皇后的娘家亲戚杨坚主持朝政，再次将兴佛运动推向高潮。1年后，这位国舅干脆废周建隋，史称文帝。这场兴佛运动，也因此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王朝。
悲惨世界中的呻吟（1）
与北朝佛教命运的激烈动荡相比，南朝佛教的发展显得非常平稳。梁武帝之前的宋、齐两代，王朝寿命都不长，再加上国力不足，因此佛教的发展并不迅速。随着梁武帝的即位，佛教在南朝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北朝来说，南朝帝国内部政局相对平稳，民族关系简单。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给予上至皇帝、王公贵戚，下至官吏、百姓，那些不安的心灵，以慈悲的抚慰。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回顾那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令人发指的黑暗时期。
从汉末三国（公元22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结束进入隋朝（公元581年），这361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曾先后或同时存在过35个国家；共发生过万人以上的战争500余次。广袤的东亚大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桶，由战争引发大量屠杀的描述，不绝于史书。其中，发生在黄河流域，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到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统一北方，战乱一直持续了26年。这当中，有两位大军阀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其中一位是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他为了躲避“山东豪杰”们的威胁，决定将大汉帝国的皇帝（汉献帝）及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当他假惺惺地征求百官们的意见时，受到司徒杨彪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无故移都，恐怕会使百姓受到惊扰而造成###，他们强调海内动荡起来很容易，但安定下来却很难，迁都后都城洛阳的宫室一旦遭到破坏，则无法恢复。但此时的董卓，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和都城？他的选择是不惜成本，实现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大计。听到这话，董卓大叫道：“跟百姓小民有什么可商议的，如果有人胆敢前来闹事，我将命大兵驱逐！”在这个家伙的眼里，百姓们就如同一群可以随意驱赶的“牲口”。据说，当他满不在乎地说完这番话后，百官都大惊失色。见到大家的表情，董卓恼羞成怒地拍案而起，宣说了一番他特有的“混蛋逻辑”后，将司徒杨彪等人就地免职。事到如今，百官们噤若寒蝉，只得窝窝囊囊地任由董卓胡来。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谈到，迁都令一发，整个都城立即被笼罩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中，民众刚一出城，董卓的部将就将洛阳城外方圆百里之内，烧得寸草不留。董卓还亲自带兵将南北所有的宫殿、宗庙、府库、甚至普通百姓的住家，全部毁坏并焚烧，随后大耍强盗加流氓的手段，以各种罪名将富商们的财产尽数没收，杀害无辜不计其数，洛阳城外200里已绝人迹。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迁都途中，被大军押送的数百万民众，扶老携幼行动缓慢，董卓见到他们如此拖泥带水，立即下令以“步军骑兵”进行驱赶。由于人数众多，大家不及避让，导致人们相互践踏，加上饥饿，造成大量死亡，史书用“积尸盈路”描述当时的惨状。到了今天，如果用反人类罪起诉他，都不足以尽量其刑，然而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大权在握、草菅人命的家伙，又何止一个董卓呢？
董卓之乱后，造成的结果非常糟糕，中原一带经常出现饥荒，《后汉书·孝献帝纪》用“人相食”、“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来形容人们的饥饿程度。然而，这块还没有平静下来的土地上，刚走了一个董卓，又杀来了一位曹操。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举兵对徐州牧陶谦进行报复性（报杀父之仇）###。打到彭城时，这里聚集了董卓焚毁京师时逃出的部分百姓，于是曹操遂起疑心，不由分说，将男女老幼数万人坑杀在泗水河边。因为被活埋在这里的人太多，以致造成河水堵塞。可怜这些吃尽董卓苦头的百姓们，最终又被曹操当作敌人，索去了性命。这些冤死者恐怕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要被剥夺生命。后来曹操攻取其他诸县时，都采取了屠城的手段，这些地方当时全部变为空城，连鸡、犬都被杀尽了。就是这位仰慕当年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曹操，为了自己的野心，不仅大发兵车，更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屠城。这位被载入文学史册的浪漫诗人、建安派诗风的创导者，在这个特殊的乱世里，为了自己的前程，充当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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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中的呻吟（2）
据动物学家分析，狗之所以会凶狠地袭击生人，是因为它们对生人产生了恐怖心理，咬人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充满恐惧和仇恨，是狗咬人的重要动机。所以，这些肆意杀人的家伙们，很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与仇恨交织在一起，才导致了他们疯狂而毫无节制的杀人行为。也有人认为，在这样的乱世中，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杀人；另一种就是被杀。如果你不想任人宰杀，就要不顾一切地去杀死别人，这也是乱世出英雄的原因之一。
战争与饥饿，造成空前的大逃亡，东汉末年有记载的逃亡者（包括失踪者）就多达300余万人。
此后，相对平静的生活持续了1个多世纪，到了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又开始了一场延续了16年的“八王之乱”。在此，我们不作具体叙述，只列举几个片段和一些数据来说明战争的惨烈程度。
战争刚刚进展两个多月，死者已达10万人。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成都王颖一同###长沙王，斩杀六七万人。
《资治通鉴·卷八十四·晋纪》记载，河间王的部下攻入洛阳，大肆抢掠，死者万人。
《晋书·惠帝纪》记载，同年十一月，被征召入伍的军人年龄，甚至降到了13岁。13岁（含13岁）以上的男子被强征加入正规军，很多未谙世事的娃娃兵，也随同成人一起在沙场中玩命，过早地体验人生最为恐怖的场景。同时，大部分奴隶也被充入军中。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儿童与奴隶，被迫走上战场，等待他们的，除了围绕他们头颅寒光煞煞的屠刀外，就是无尽的恐怖与痛苦。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他们的记忆里又能留下什么？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记载，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掳掠洛阳官家、私人的奴婢万余人，向西撤退。由于军中缺乏食物，难耐的饥饿，终于使得这些堂堂的职业军人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吃人”活动！此时，“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在这些饿疯了的军人中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开始大开杀戒，用人肉夹杂牛、马之肉一起煮食。具备强抢豪夺优势的军队，尚且靠吃人活着，那么，到处躲避战祸的百姓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八王之乱”结束3年后，晋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又开始了。
永嘉三年（公元390年）自立汉国皇帝的匈奴人刘渊，与晋军将领在延津交战时，将3万男女沉河溺死。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我们前面提到的石勒大败晋军，杀百官、将士10余万人；同年六月，汉将刘曜进入洛阳后，纵兵焚掠，部分皇家宫殿与官府建筑化为灰烬，3万人被屠杀，使得饥饿不堪的民众们，再次重演了人吃人的惨剧；同年秋天，汉兵围长安，晋南阳王投降，战后饥荒，百姓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夏季，刘曜被晋军攻击兵败后，强行掳掠长安8万人口逃回平阳（现山西平阳）；这年冬，刘曜被晋将所败，被杀者尸体堆积数百里，整个山头都被血染成红色。
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困长安，城内发生大饥荒，据说米与斗金同价。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是，人吃人的惨剧再次发生，结果是大部分人因饥饿而死去！
西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持续了7年，但残酷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汉人的政权被打到了江南，北方的“五胡”又开始在这块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甩开膀子相互厮杀起来。这一场场发生在胡人之间，没有规则可言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足足持续了70多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民族恨”、“阶级仇”来形容，这就是被史家们称作“十六国”的时期，历史更是杂乱难述。但有一点是可信的：这一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人命被视为草芥，杀人屠城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70年后，满目疮痍的北方国土，才逐渐被鲜卑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北魏帝国，对此我们不再赘述。
悲惨世界中的呻吟（3）
此时南方的东晋帝国和它后继的4个朝代，也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杀人记录。梁武帝后期，侯景叛乱也造成了空前的人祸灾难。公元548年，侯景攻入建康。他进城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诉他的将领们，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他的军队进城后，将金银财宝抢劫一空，并将藏书、文物焚烧殆尽，一时间，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据说，朝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