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载，我们得知，当时僧人们不仅与农人一同耕种，与商贾讨价还价，还会以自身的医术等换取金钱，这和普通手艺人、郎中游医的经营行为已经相差无几；有的僧人甚至用被佛教所禁止的“方术”，为人举行祭祀、预测吉凶祸福等为自己聚财。《弘明集·释驳论·释道恒》中记载说，一些不学无术的僧人甚至“指掌空谈，坐食百姓”。《魏书·释老志》还有记载说，北魏时有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等严重的夺取土地的事件。南北朝时期，寺院已经占有大量的土地，属于寺院的财产更是不可估量。
据《宋书·王僧达传》记载，南朝宋时，吴郡太守王僧达曾派人洗劫西台寺竺法瑶①等僧人，竟得到数百万，以作挥霍。当时这座寺院中，像这样富有的沙门还不少。显然，僧人私蓄财物，在当时形成一种风气。
南齐的时候，有一位叫法愿的和尚，出家前就是一位有名的“相士”，他出身于一个信奉“鬼神”的家庭，从小就学习“鼓舞”。“鼓舞”很可能与祈求降神的“筮祝”类似。据说，他还精通所谓“世间杂技”，在占相方面的成就已经达到妙不可言的境界。他后来以此为业，据说每占必中。一次，他拿着一面镜子照着自己的脸，自言自语道：“我不久将会见到天子。”结果，不久后他果然见到了刘宋太祖。皇帝对这位“相士”颇感兴趣，打算对他的能耐进行一番验证。于是挑选了一名长相不错的囚徒，身着上等衣冠，请法愿为他相面。法愿一见此人，就指着他说：“你是一个多危多难之人，下了殿就会被戴上枷锁！”他接着说：“你是下贱人，只是暂时得到赦免而已。”皇帝被镇住了，于是将他留在自己身边，主持各类阴阳秘术的修持。这位太祖皇帝还为此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宫廷秘术学习班，由法愿主持，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材。
后来法愿多次请求出家，并向皇帝陛下正式提交了3次书面申请，最终得到恩准，出家做了和尚。出家后，他似乎并没有放弃这些家传的“本事”，并借此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后来，齐高帝代宋禅位，改朝换代后，高、武两位皇帝都对他百般信任，以师相待。皇帝老子如此推崇，慕名皈依的弟子也就不计其数。据《高僧传》卷十三记载说，他能够“日赢万计”。但是，他并不像有的僧人那样将这些财物据为己有，而是用这些钱“或雇人礼佛，或借人持斋，或收籴米谷、散饴鱼鸟，或贸易饮食、赈济囚徒”。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有点“伎俩”的出家人，特别是能够为时人解决点“形而上”问题的僧人，更容易得到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们优厚的供养。
《高僧传·慧基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南朝宋初时，建康祗垣寺，一位叫慧义的僧人有很多皈依弟子，其中不乏很多官吏。由于皈依他的人很多，所以得到的供养也很丰厚。当他去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资生杂物，近盈百万”。可见，当时的僧人，特别是一些名僧是何等的富有。
僧人们的“营生”（3）
在《宋书》卷九十五中，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记载：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文帝###北魏时，因为资金紧张，筹款无门，竟然想到向寺院借贷以解燃眉之急。后来，仗打了一半，军费再次告急，皇帝走投无路，只得下“猛药”，要求4个州县中，家产满50万的在家人和资产满20万的僧尼各自拿出四分之一财产借给国家，战事结束后立即奉还。国家向私人借贷的事情，自古并不罕见，但是向僧人借钱，确实是个特例。这也表明，当时的部分僧人已经可以跻身“有钱人”的行列，身价可谓不低！
僧人蓄私财，在印度佛教中是绝对被禁止的。印度佛教，尤其是释迦牟尼时期，曾对僧人提出过非常严格的要求。释迦牟尼灭度前，对弟子们最后的教导中，曾反复强调：“以戒为师”。《佛遗教经》对此还做了详细地解释：
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合和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节身时食清净自活，不得参与世事通致使命，咒术仙药，结好贵人亲厚。
在佛教初期，僧人参与买卖、购置田宅，私蓄钱财、私养奴婢、畜生，利用“数术方技”占卜等，都受到严格地禁止。这些在释迦牟尼最后的教诫中被特别地加以强调，可见其重要性。然而，就在释迦牟尼灭度将近10个世纪后的中国，这些教诫早已被人们遗忘。此时的寺院不仅占有田产，更吸引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并且在当时的法律中，为寺院进行各种劳动的农民可以免除多种税赋和徭役。
此外，寺院不仅从事土地耕种，还进行各类经营活动。《南史·甄法崇传》记载，南朝有些寺院甚至开设当铺（寺库）以达到赢利的目的。《古清凉传·卷上》也谈到政府对于佛教经济方面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特别是在北朝。据记载，北齐时朝廷曾割八州的税收供给五台山僧众们作“衣药之资”。北齐文宣帝，也曾承诺将国储的三分之一拿出来供奉佛教。北魏时，政府曾以法律的形式，将许多战俘及部分官奴、罪犯划归为“僧祗户”和“佛图户”。所谓“僧祗户”，就是每年向“僧曹”①缴纳固定数量的粮食，每年每人上缴60斛粟。在当时，这个数量相当大。“佛图户”则完全隶属于各寺院，成为固定的仆役，参与寺院的各类生产劳动及勤杂事务。再加上那些“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平民们，也都纷纷跑到寺院充当劳力，躲避政府的税收与徭役。所以北朝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就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一场文化运动，而更可能是一场政治和经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