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嘉靖时宦官占役，更形严重。如嘉靖七年（1528），右佥都御史翟鹏巡抚宁夏，发现边政荒衰，“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176］，几乎成了宦官的家丁、家奴了。至于买闲，嘉靖时蒋冕在《乞革去武忠御马监并团营管事揭帖》上指出，提督团营的太监武忠，就曾经“卖放军人二千有余”［177］。诸如此类的吃空饷，显然是不可胜计的。
（二） 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一般说，总兵官担任镇守，而守备由参将担任。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此辈把持。追溯其历史踪影，永乐时已见端倪。据说，建文帝对宦官很严厉，朱棣起兵后，宦官纷纷倒戈，跑到他的大营里，报告朝廷的种种政治、军事的机密，作为投靠新主子的见面礼。朱棣即位后，这帮宦官邀功不已，朱棣便从中选了一批，与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的顾成、韩观、何福等同往，但“赐公侯服，位诸将上”［178］。永乐末年，各边镇守宦官日渐其多，作威作福，大有将总兵官取而代之之势了。史载：“自文皇任宦官监军分镇，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时边镇总兵为所胁制，往往畏之。”［179］随后，镇守太监的头衔终于正式出现。洪熙元年（1425）二月，“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镇守太监王安”，王世贞指出，“此镇守之始见者也”［180］。宣德元年（1426），汉王谋反，宣宗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碹镇守淮安，这就表明了宦官已经开始担任内地镇守。正统年间，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福建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一次就派出了多名宦官分守诸府。“土木之变”后，为强化封建统治，凡各地险要之处，都设立了镇守太监，连同总兵官、巡抚都御史，被人称为三堂［181］。成化年间，各地的镇守太监不仅统统被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增加。当时的御史汪奎在奏疏中即曾指出，各地的镇守、守备宦官，比天顺年间多了好几倍。仅就京师附近而言，在蓟州、永平、山海关、密云、古北口、居庸关等处，都派了镇守内官；鲇鱼石等处、黄崖口等营、台头营、永平太平寨、青山营、峨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等地，都派了守备宦官。正德年间，又有所发展，边关隘口，几乎全部派了守备宦官。这些镇守太监直至嘉靖八年（1529）后始革。但十七年（1538），又复遣内侍出镇守。据《万历野获编》载，当时“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仍各设一人。”但比较而言，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嘉靖时期，是宦官不得志的时代。嘉靖十八年（1539）四月，新恢复的镇守内臣均被撤回。其后，隆庆、万历两朝，镇守、守备，虽恢复设置，但都很少，而万历时期的不断派到全国各地的矿税监，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镇守、守备太监的作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宦官势力最为嚣张，所谓“内阉纷纷出镇”［182］，表明镇守太监又恢复了设置。而至崇祯时期，虽然曾一度裁抑宦官，但很快又恢复重用，朱由检越是感到明王朝岌岌可危，越是乞灵于宦官，如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分遣太监监制各镇：卢维宁往通、津、临、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勋往宣府，王梦弼往大名、广平，阎思印往顺德、彰德，牛文炳往卫辉、怀庆，杨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张泽民往蓟镇中西二协”［183］。宦官遍布各边和京畿一带的结果，只能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对崇祯帝来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4）
除了镇守和分守外，在几个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还专门设置了守备太监。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孙都押来关在高墙之内，因此明王朝对凤阳异常重视，特设守备。天寿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故有天寿山守备。燕王朱棣起兵，从建文帝手中夺权，定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这里是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全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设置守备太监，而且赋予大权。作为“三千里外亲臣”的守备太监，地位比守备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时，守备太监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则只能侧坐［184］。此外，世宗藩邸所在的湖广承天府，亦设有守备太监。
镇守与守备，本来的职责，主要着眼于军事，起监视、震慑作用。当然，遇有地方不靖，镇守太监亦要令兵征讨，如镇监王嵩令兵镇压江西王澄二起义；镇监韦兴令兵镇压四川鄢本恕等。毕真则是上奏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时“不行会同镇守太监，诚非旧规”，可见镇监令兵征讨已是惯例。其后，随着宦官权力的日趋膨胀，镇监更是越出军职，进而监督民情，不仅干预地方的行政事务，而且俨然是雄踞一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如成化十八年（1482），凤阳留守指挥郭玉即揭发这里的守备太监“掣诸司之肘，决狱惟货，多不以情”［185］。浙江、四川的守备太监张庆、蔡用得竟然逮捕四品以下官吏，真是为所欲为。弘治二年（1489）右都御史秦在奏疏中说：“中官、武将总镇两广者，率纵私人扰商贾，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而天下镇守官皆得擅执军职，受民讼，非制，请严禁绝”［186］，充分表明了镇守宦官越军职，受理诉讼，干预刑名的普遍化。正德二年（1507）三月，武宗朱厚照“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187］，各地镇守太监便堂而皇之地成为所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
镇守、守备太监的遍布国中，给百姓带来严重的祸害。
1。 敲诈勒索
宦官们都把镇守、守备看成肥缺，千方百计谋求此职，而主要伎俩，就是贿赂权监，所需代价，和所去之地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如去广东需付十五万两银子，浙江则需十万两，福建###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时人林次崖在《罢内臣镇守以厚邦本疏》中所揭露的那样，“此何从得之？皆刻剥诸民也”，派宦官到各地，不过是“纵鹰犬鱼肉吾民”［188］。显然，各地镇守、守备太监到任后的大肆搜刮，可想而知。成化时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的贪酷卑劣，简直是骇人听闻，具体事例见于本书《钱能传》。正德时南京守备太监刘自陕西、河南镇守至南京，一路贪婪，变本加厉。他的钱已经多得数不清，仍异想天开想斗大元宝滚滚而来，竟然在家中造了一座玉皇阁，请了术士给他炼银。术士知道他迷信神异，动辄说是奉玉皇大帝之命办事的，骗了他无数钱财。术士见他系在腰上的玉绦环，非常昂贵，便谎称需献给玉皇，讨来后偷出，溜之乎也。当时有人写了一首诗，辛辣地嘲笑道：“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189］镇守浙江的太监毕真，骄横不法，其手下随员，经常在外诡称缉访奸弊，鱼肉百姓。有一次，他们敲诈唐栖一富家，未能得逞，遂设计报复。此时刚好毕真得到三尺余长的珊瑚树，沾沾自喜，向手下人炫耀。图谋报复富家的参随，连忙故意说：这不足奇，我曾见唐栖一富家的珊瑚有七尺多高，枝干扶疏可爱，其色如火，边上的一个小枝干颜色好像石青。不过，这家很富强，把这枝珊瑚看成命根子一样，很难得手。毕真一听就动心了，马上派人打着奉旨取宝的旗号，逮捕了富家的好多人，严刑拷打，但本来便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取七尺多高的珊瑚？最后，只能是花重金贿赂完事［190］。有的镇守太监买东西根本不付钱，与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无异。正德时福州的“镇守内臣豪买市物，不予之值”［191］，即为一例。需要指出的是，各处镇守太监除了拼命搜刮，中饱私囊外，还要帮助皇帝捞上一把，称为“孝顺”，正德、万历两朝最为严重。正德时，给各地定下指标，一年进奉一次，谁完不成，就撤职。其定额是：南京守备十五万两，两广十三万两，湖广十一万两，四川九万两，河南八万两，陕西七万两，山东、山西及福建、浙江、江西均有差。各镇守以进奉为名，加紧对地方的敲诈，谁也不敢阻拦。拿陕西来说，贪婪成性的太监廖鸾、廖鹏、毕真、刘琅先后在这里担任镇守，立下无数名目，向百姓刮钱。“田有余粮钱，每亩银一钱；屋有地租钱，每间银五分；老人有拐杖钱；女儿有脂粉钱；寡妇有快活钱。”［192］所谓“寡妇有快活钱”，真不知从何说起，实在是荒谬绝伦！同时，上行下效，宦官们的搜刮，给地方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他们从中加码，百姓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何孟春在《陈革内官疏》中即曾透露，“各处镇守等官违例奏带人众到于地方，科敛财物，所在官员因而乘机指一科十，贪利成风，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193］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5）
2。 削弱边防
宦官绝大部分都是怯懦之辈，贪生怕死，正如嘉靖时张所说的那样，“时平则坐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不恤封疆。”［194］克扣军饷，役占兵丁，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如天顺初年宣府的太监严顺、都督张林等“令家人承纳刍粮”［195］。成化五年（1469）巡抚贵州都御史陈宣揭发，太监郑忠等“各带参随，纵其役占军伴，办纳月粮”［196］。何孟春在《边务疏》中也曾揭露，“各边军士不精，武备不振，皆由精壮殷实人户投托镇守内外官，充为头目、伴当等项。镇守内外官甚至额外占收名役，办纳月钱，奸弊多端，难以枚举。”［197］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