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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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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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萧衍执政四十八年,还在台上就有了侯景之乱,子孙争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当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个安史之乱,躲到四川,连个宠幸的妃子杨玉环都没保住,生生被兵将们在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从此盛极而衰。史实确凿,血肉横飞,惊心动魄。整篇奏折,理更清楚,话更痛切,可照旧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溅起!
  怎么会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呢?安石指陈时弊的话,什么朝廷没得贤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乱于上,等等,不是说得相当刺激吗?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着对号入座,找他理论。要是这种泛泛而论的话他们都要认真计较,他们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这既犯不着理论,因循了几十年的大政方针,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触动的了!安石的上书要不再次石沉大海,还能怎样呢?
  下面一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诏令文书等都是由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执掌的。翰林学士专管免罪的赦书、降恩的德音、分封皇亲等的册文、发布大事(诸如大政方针、大赏罚、大除授等)的制书与制诰等;中书舍人,则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不是翰林学士的知制诰,通常就是中书舍人。安石还不是翰林学士,自然只能主管有关百官封拜的文字。虽不过是皇上的高级文秘,但身为近臣,也有顾问参谋的权利与义务,至少不完全是个文字机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知制诰至少可以问一问,抑或略作改动;实在荒谬,还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诏。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权利与义务,实际上是预设的一道防线,虽然极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点制约校正作用。朝廷与任官者本人,往往都心照不宣,各自守护着各自的疆域,既不剥夺,也不僭越,都遵守规则,这游戏才能正常进行哪!
  可有一天,中书突然传来一个诏令,说是从今往后,中书舍人只能奉命行事,照章转录,再不准申请改动任何文字。几个中书舍人一接到敕命,当时就炸锅了。因为激愤,说什么的都有,可临到要上书较劲,谁都不伸头了。中书现在是韩琦为首相,也只有他才有胆识魄力,敢破坏习惯,另搞一套。要较劲,就是直接与他对着干。这,不仔细掂量行吗?
   。。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2)
安石没有说话,却直接上书皇上。
  第一本不行,又上了一本。
  话也直截了当,决不转弯抹角:这是执政大臣要为自己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否则,决不会这样立法。
  对于朝廷的充耳不闻,安石也动了真脾气,一条一条认真清算起来。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皇上以为朝廷的敕命正确,不必改;二是,知道不对,但条例为执政大臣所建,不好改;第三,皇上未置可否,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不能成立。考察历代与本朝典籍,从来没有治世政治,像这样闭塞近臣言路,害怕他们发言的!知道不对,仅仅因为事出执政大臣就不改,是泯灭义理是非,一味顺从大臣。皇上没有意见,而听任执政大臣为所欲为,是人主失权,政出私门。不是全无道理,大家又何至于一再喋喋不休呢!
  顺着这条思路,安石渐渐又推广开去,公开说出他一向挥之不去的隐忧。近几年来,皇上将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七八个大臣,举国上下也都以为从此可以积弊尽除,臻于大治,事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帮大臣,有强有弱。弱者,只知道持禄保位,讨好谏官、御史,做梦也不敢得罪他们,为陛下守法办事;强者则又太强,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挟圣旨造法令,不管义理是非,为所欲为,天下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情,而谏官、御史看到他们,则像老鼠见猫,连大气也不敢透,哪里还敢说三道四!对这两种人,皇上都是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各行其道。照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出乱子反倒怪了。从来致乱,并不都因为君臣大奸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的求治之心,不能审择利害,早辨是非,不改小过,不为小善,喜谀拒谏,最后都会积小错而成大恶,失尽民心,酿成大乱。酿乱于不知不觉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安石最后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收回成命,仍旧维持游戏规则,保留中书舍人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力;否则,自己谤讪朝政,罪责难逃,应当严加贬斥。究竟如何,专等朝廷定夺。
  安石既然一扫帚扫倒了所有的中枢大臣,连曾公亮、欧阳修他们也在劫难逃,中枢震动,是不是保留中书舍人的些许权力,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首席大臣富弼、韩琦,首当其冲。而且,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朝政的人,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安石所谓弱者,指的正是富弼;而那强者,即是韩琦。
  当年庞籍,不就曾指责富弼除了做好好先生以市私恩,别的什么都不做吗?有个汪辅之参加制科考试,被御史攻了一下,什么也没捞着,更直截了当,写信骂他身为宰相,只知道奉行台谏的风旨,天下还能有什么指望!可既是弱者,不愿多事,即使胸里不痛快,大半也就忍了,不过苦苦一笑而已。富弼心里多了一种认识,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还有这么金刚怒目的一面,认起真来,丝毫不留情面,自然也是一种收获。
  韩琦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个敢作敢当的人,没做之前,早就准备有人骂他了。只是,这话由自己一向颇为看好的王介甫说出来,他多少有些吃惊,不由得又想起第一次看见介甫的直觉印象,更觉着一种逼人的压抑。但很快就摇头一笑,从压抑中摆脱出来了:“说得容易!软又嫌弱,硬又嫌强?到你上了台,再做着看吧!”
  曾公亮也是看好安石的人之一,他是个温厚长者。骂到自己头上虽然叫他难堪,却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人家介甫骂得对!光靠我们,要想大治,移风易俗,真是不行哪!”他对欧阳修说。
  欧阳修比他更激烈:“不错。不是介甫,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骂到点子上,能有这样的气魄胆识一脚踏倒所有的中枢大臣!要真正刷新政治,怕也只有介甫了!”
  曾巩前两年不是已经中了进士吗?做过一任外官之后,已回到京城在史馆任职,与安石朝夕相处。他更多的则是担心,埋怨介甫说:“你这事做得太孟浪!是非且不论,目下几个中枢大臣对你我可都有知遇之恩,怎么能不管不顾,指着鼻子骂他们呢!你就一点不怕得罪他们?”
  安石没说话,只大睁双眼望着子固。
  子固被他望得莫名其妙:“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安石反问道:“你我做事从来只问是非曲直,什么时候变成先不论是非了?说到先后,难道不该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人情?你说说,我的话究竟哪儿不对?”
  子固的脸尽管有些发红,但他们两人之间是不计形迹的,仍然辩道:“我没说你话不对,只是担心你过于直白,得罪人!”
  安石轻松一笑:“这你不用担心。我说的是为国为民的大实话,他们会理解的,不会怪罪。要是有人真不理解,怪罪我,他大体就是居心不正。要真居心不正,你我迟早总要开罪他的,倒不必争这早晚。”
  根本不怕疙瘩,想没想到疙瘩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既是这么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子固只好摇头干笑了:“介甫,我真服了你了!”
  司马光一向是忠于职守的,卖什么吆喝什么。早先做礼官,总要上书谈礼;到知了谏院,是个名副其实的言官,如何能不找些事情说道说道呢?
  言谏官虽然什么都能说,但也不能没有选择乱说一气!说什么好呢?这可是个问题。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3)
细想起来,事情不外大远小近两端。大的远的,汪洋辽阔,却难切合实际,想着朝夕得利是不成的,透着迂;小的近的,得利是快,却又无关大局,琐细烦屑,总不能尽拿这样的鸡毛蒜皮来麻烦圣上,那叫烦琐!两者各有利弊,又完全对立。到底怎么好呢?
  可怜君实,日思夜想,食不安,睡不眠,前后整整折腾了半个多月,总算定下心来:与其提些鸡毛蒜皮让圣上心烦,不如说些大而迂阔的事情叫皇上畅想:哪怕想通小小一点,也会比天大一片鸡毛或蒜皮有益得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到底磨成几篇文章献给皇上了:一篇说君王之德;一篇说御臣之道;另一篇更大,名为《五规》,说的是五件事情。
  据他看来,帝王都应该有三大道德,就是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以道为准,决断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三者兼备,国治民安。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俱缺,就要国破家亡了。
  御臣之道也是三条: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任官是要举贤任能,不止于论资排辈;有功加爵而不挪位,使他们久专其职。信赏,必罚,自然是指言必行,行必果,善必赏,恶必诛;还要循名责实,不搞虚招。
  《五规》,由五篇文章组成。
  一为《保业》,是说祖宗好不容易打来江山,作为子孙,一定要好好守护。君实下的是死工夫,熟悉历史,账也算得特清楚:自有文字记载到大宋,上下一千七百多年,而天下一统,拢共加起来,不过五百多年;就这五百多年还有各种小混乱,闹得人仰马翻,多得数也没法儿数。这账一出来,谁还敢托大,不好好儿护着祖宗留下的基业?
  《保业》之后是《惜时》。阴阳更替,盛衰相承,祸乱相生,是天地之常。因此,当着国家隆盛,要好好珍惜。这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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