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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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1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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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到柔仪殿,当着几位中书大臣的面,一定要交回赏赐:“陛下,如今已经不比当年了。为着赏赐臣子,不得不用非常手段来筹措资金,我们拿这钱心里不安!臣子尽忠,也不在乎有没有赏赐。没有,不照样尽忠报国吗?像这样以赏求忠,也不是朝廷应该礼遇臣下的道理!臣不但请求交回赏赐,还愿另外敬献一部分钱财,帮助丧葬山陵费用。请皇上一定恩准!”
  皇上坐在那里只是个样子,哪里就能管事了?自然不置可否。不置可否不要紧,他将奏折递上去了。退下殿来,又鼓动了几个属下,一起带着朝廷给的赏赐及各人随意捐献的钱财,直接去了客省。所以要去客省,是因为只有客省才专管四方进献。没想到,客省的门吏连门也没让他们进:“皇上有诏,这不合乾兴先例,不予收纳。各位大人请回吧!”
  司马光火了,质问他:“废话!我来问你,州县官员为了筹措赏赐,不惜鞭打黎民百姓,乾兴年间也有先例吗?”
  门吏朝司马光深深一揖,十分委屈:“大人,小人只管传达命令,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您干吗跑来问我?”
  司马光想想也是,关人家门吏什么事!转身就领着大家回去了。
  这事自然不能就了!皇上不行,还得找太后说道说道。那话,上来就说得严重了:“国家多难,危如累卵,朝廷不斟酌时宜,损益变通,只知道一味遵循惯例!朝廷的赏赐,早就超过过去多少倍了。我们要进献一点东西聊表寸心,也是为朝廷排忧解难的意思,却又说是不合乾兴先例!州县官员为了筹款,到处鞭挞良民,难道也是乾兴先例?为什么又不吭一声了?这样干,就不怕老百姓骂我们贪得无厌?就不怕下级官僚、读书的秀才,与我们离心离德?这赏赐,说什么我都不能要!我还要恳请皇太后准我捐献些许钱财,略尽我的一点心意。”
  要不是两府大臣已先禀过太后,他这一番话,太后无论如何是听不懂的。就这,也还是愣过一下以后,才明白过来。太后安慰他道:“司马大人一片赤诚,哀家与皇上都心领了。可朝廷举动,只能以一般人为尺度。普天下有几个人能像您司马大人这样顾全大局,尽替朝廷着想!就这,还怕赏赐不够,招人闲话呢!说到捐献,虽是你们一片心意,可朝廷从来没有这个规矩不说,要是接受了,就显着国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大行皇帝的丧葬都得臣子捐献,传出去,不是有伤国体吗?再难,这脸怎么着也得撑下去。您说,是这道理不是?”
  曹太后的这一番话,既有她自己的意思,也有两府大臣交代过的道理,要驳,也真还不容易。就说尺度问题吧,将那潜台词的意思挑明了,就是:作为大臣,处事得始终从大局着眼,从常人出发,去寻求可以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稳妥办法,才成;决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己的取舍去就。局限于一己,光洁或者可以光洁了,却难行天下。其人,或者可以成为狷介之士,要想成为治国能臣,就难了。两府大臣的原话,大体就是这么说的。只是曹太后没有挑明:或者是不愿说白了,要不就是根本挑不明白。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司马光不再坚持了:“太后既这么说,容臣再处置吧!”
  怎么处置呢?他将赏赐的珍珠,做了谏院的公使钱;金钱,则给了自己的娘舅。反正自己没留一文钱,总算心安理得了。
  太后的干练与明晰,倒叫司马君实隐隐觉着一种危险:女子无才便是德。平民如此,天潢贵胄也同样如此。垂帘的太后才智过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他不敢再朝下想,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规劝太后了。
  首先得让太后知道,垂帘,不过是万不得已的一时权宜,决不会长久,不必、也不应当作久远打算,一旦圣上龙体康复,就得还政下帘。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要委婉一些。只说太后自己也不愿垂帘,只愿皇上早日康复,退享清福,话就顺了。
  其次,当然是要告诉她为政之本,防止她执掌权柄时出大娄子。这一方面,无须多说,无非是那些老熟套:安危之本,在于任人;治乱之机,在于赏罚。只要任人得当,赏罚分明,就一了百了了。
  再有,就是请太后不要忘乎所以了。意思是这个意思,话却要倒过来说:只请太后循礼行事,处处谦抑自损。这样才能成全谦顺之美,扬名于千秋万代。有一个现成的反面教员,自然不能不用:那就是章献明肃刘皇后。她辅助仁宗虽有大功,但自奉太过,弄权使性,以致薨后负谤于天下,叫天下臣民为她深感惋惜。相信太后一定会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叫普天下人人称颂。至于什么人该信赖,什么人该回避,敬而远之,指名道姓,会有朋党之嫌,也让自己显摆,还是仍用前朝打比方吧!假如有人像真宗时的某某那样贤德,就该亲近;像某某那样不肖,就该唾弃。这不是哑谜吗?要的就是这股哑劲,好叫太后自己去琢磨、发现。
  

大宋遗事 第五十一回(3)
最后一条是妇德。女子出嫁而为妇人,就要礼分内外:以夫家为内,以娘家父母为外,不能颠倒内外。只有赵氏兴旺发达,才有曹氏的万代福泽。太后这样贤德,处理内外自然一定会非常得体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变成了奏章上的文字,上给太后了。太后读罢微微一笑,那无形的压力,却不由得又让她陡然清醒了二分。
  说过太后,就轮到皇上了。
  司马光既知道英宗病了,不能理事,当面没法儿说话,自然还是上的折子。先,还是将英宗如何仁孝贤德大大恭维一番,由此,再接到他荣登大宝,天下正拭目以待。为了不负天下所望,皇上应该怎么办?只能从第一步开始就多思多虑,兢兢业业。而为政之要,不过三条——这就说到他的老三宝了:一在用人,二在赏善,三在罚恶。三者俱得,天下如草偃风,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三者一失,则就会政乱国亡,分崩离析了。这道理圣上自然早已熟谙,无须多说的。
  跟着,就是夸奖英宗孝顺太后、对公主妹妹们慈爱宽厚了。这是一种鼓励,让英宗记着善待先帝的亲骨肉。
  最后,也是君实生平最讲究、最爱关注的事情,就是礼数了。
  自古以来,人君嗣位,都只在一年以后才改元。君实特害怕英宗一接位就乱改年号,乱了礼数。请他千万等一年完了,再来改元。
  还有,守孝三年原是古礼,上至天子,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如此。只是到了汉朝,天子守丧才取了权宜之制,以天代月,守上二十七天就脱掉孝服完事了。圣上虽然可以只穿二十七天孝服,但送终追远之心,却不可以有片刻懈怠。至少,宫内的音乐、游宴、吉庆等事,还是要停它三年的。说归说,能不能做到,只好暂时不管了。
  最后打的一针,是预防针。
  根据《礼记》,过继的儿子,就是养父母的后代。养父母死后,继儿要像亲生儿子那样治丧守孝;而他对于亲生父母的礼数,倒应该降低一等。就是说,过继的宗法之亲,要远远高于原有的自然血亲。对于过继接承大统的皇上,这种区别尤其重要:他不能因为自己做了皇上,就追奉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先皇、先皇后,必须继续保持亲生父母原有的臣子身份。不这样,就是为小孝而失大礼。这种孝,是私孝,根本不能算孝。因为,那样会导致国有二主的非常局面,是最荒谬的犯义背礼,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孝呢?在汉代,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有,自然要拿来剖析一番。说到这里,司马光的眼睛又投向了臣下:害怕真有人不顾礼义,献媚邀赏,乱进谗言,误导皇上敬奉他父亲濮王允让做皇帝,那就坏了大事了!少不得又疾言厉色,将这些或者会有的臣下预先臭骂一顿,以正视听。万一将来真有此事,皇上就可以不为所动了。
  不管怎么说,血亲之亲,怎么着也是割舍不掉的。幸而英宗还不知道计较,否则,肯定会不高兴。
  仁宗皇帝晏驾,太庙——就是皇帝的家庙哪,多了一个位子,这祖宗牌位的排列就又成了问题。这也是头等大事,不能不讲究。根据《礼经》,太庙只能排七个祖宗牌位:始祖——就是最早一个祖宗哪,排在正中,两边各排三个,叫做三昭三穆。所谓三昭,就是二、四、六三代祖宗,排在左边;三穆,则是三、五、七三代祖宗,排在右边。太庙已经排定七个祖先,仁宗进来就得退下一个。都是祖宗,退谁呢?也不能让仁宗不进太庙呵!专管礼教的礼院官员拿出一种意见,司马光一拨人不尽同意;向东向西的都有。怎么办?争吧!争来争去,好歹折了中,才算没事了。
  一帮太医虽然开了药,英宗却不大吃。怎么办?也得说道说道呵!这次说话的,是调京做了侍御史的吕诲。虽不过是劝英宗吃药,话却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有病就得吃药,不能心存侥幸,玩病拒药;要是医生不行,开的药不能吃,就该另请医生诊治,不能让他们玩忽职守,贻误病情。皇上龙体属于江山社稷,也为太后日夜牵挂,就是不为自己,仅仅为了江山社稷,为太后省心,皇上也要千万珍重,好好服药将息。可谓滴水不漏。再有能耐,劝医就药的折子,大概也只能写到这个份上了。
  司马光们,也一直没忘了清算太医的罪责。本来嘛,医死了皇上的医生,不砍头问斩,已经皇恩浩荡了。当初留下宋安道不走,司马光就老大不满:那是赏罚不明呵,完全违反了他任人、赏善、罚恶三项基本治国原则。英宗的病,又久久不见起色,太医更罪上加罪了。大是大非,焉能不说?司马光连上几章,一定要朝廷严惩太医。只是英宗有病在身,太医们虽未见速效,可也并没越医越坏,谁敢担那个担子,将他们全部贬走,另请别人?眼前这几个,不论怎样,毕竟是公认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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