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张子厚，不是程颢的表叔兼老师吗？这位老先生祖上虽然原籍汴梁，后来却零落了，滞留在凤翔府郿县回不来，家也就落在那儿了。直到嘉祐二年三十八岁，他才进京中了进士，算来，与曾巩、苏轼、章惇他们都是同年。做官，也是去的地方。这么一种身世、经历，见的、体验的都是底层的实情，他当然也赞成非变革不可。无奈，书读得多了，有些食古不化，那处方就难免开得古怪了。他说：“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又说：“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要是不恢复三皇五帝的那些老法子，就都是扯淡。而要复古，关键是恢复井田制。否则，同样是扯淡。他到哪儿都这么说。连神宗接见他，开的也仍然是这套药方。那时主张恢复井田制的，也倒不止他一个。李觏在扬州酒店题的诗，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4）
表叔的思想，程颢过去并不十分重视，不过一笑而已。可跑了一趟回来，面对那么严重的局面，程颢的想法已经有些变化。他开始重新考虑表叔的意见，隐隐觉得，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法先王之治，恢复井田，怕还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既然也主张法先王之治，那么，他与安石似乎还有共同语言？尽管内里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但一来，安石的措施还没有出台；二来，他自己的思想也还没有最后明晰；最后，也还没到揭牌的时候。至少，他们暂时还可以相安无事。程颢，似乎还可以跟着再走一段？
条例司内部的交流整合还没有最后完成，外面的反击声浪可就渐渐甚嚣尘上了。无非是说条例司无事生非，再就是抱怨诉苦，说下去的专使怎么怎么无视地方当局，颐指气使啦，等等。好在朝廷似乎早有准备，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并不买账，说说也就了了。
只有子厚的事，稍微复杂一些。人家攻他目无朝廷，行为怪诞，全无钦差大臣的礼仪尊严。
状子是由进奏院密奏直接送给皇上的，并没有经过中书，连安石他们也全蒙在鼓里。
神宗看了状子，将它递给安石：“爱卿知道吗？这是怎么回事？”
安石知道什么？一脸的茫然。
“告的章惇，说是行为怪诞，全无礼仪尊严，有辱国体。”神宗想起是密奏，没经过中书，这才解释道。
安石赶紧看那密折。到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仍然无法回答神宗，他不了解情况呵！只好如实回答：“这事微臣尚未听说，是否容臣等了解之后，再回复陛下？”
皇上倒也没说什么。
回来一问子厚，子厚半天也没想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觉着冤。
最后，还是惠卿提醒他：“子厚，您是不是在待人接物上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
“不检点？什么不检点呢？我不想见的官儿，再怎么着也甭想见我，这是有的。”子厚回忆说。
“您一般在什么地方见人？穿戴些什么？”惠卿心细，对子厚也多少有些了解，问得特到位。
“也没有一定之规。看不上的那些东西，驿站见的时候多。穿戴嘛？戴隐士帽、道巾，穿直裰、背子，都有。”子厚满不在乎地说。
大家看见他那样子，益发觉着好笑，都忍不住笑了。
连安石也忍不住笑道：“这就是了。钦差大臣见地方长官，不穿戴官服，人家能不说话吗？”
“大人，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他们巴巴地要见钦差大臣，连我打坐炼气的时候也来搅人，我能穿什么？我不告他们非礼打搅，他们倒告我目无朝仪？这不是倒打一耙吗？”子厚理直气壮，大家又都笑了。
安石一向也不大讲究，心里倒也喜欢子厚的率真与任性。可既然为官，而且做了条例司的官，注定会因为变法而成为许多人的靶子，就不能不严格自律，以免贻人口实了！他婉转地劝道：“我也正纳闷呢！不过，子厚，咱们既决心变法，众人难免对咱们另眼相看，更要严格要求。鸡蛋里还要挑骨头，有借口还能不说话吗？咱们总得要人家找不到借口，才好！”
子厚是何等聪明的人，一点就通。当时就表态道：“属下明白，下次一定注意！”
安石也将情况，如实报告了神宗。神宗对子厚也多少有些了解，一笑也就算了。总算有惊无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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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1）
议贡举乍开一锅粥
察言论自见是非心
安石的改革前提，是人才的陶冶。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他虽然不能不优先考虑亟待措置的一些事情，却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在派出使者巡视全国的同时，贡举改革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范仲淹。庆历新政，他提的十件事中，第三条不就是精贡举吗？可他这个改革，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州县办学，有名无实，有的甚至干脆停办了；而考试科目的改造，也在一年之后完全复了旧。只有太学改造，多少有些成果。庆历的贡举改革虽然失败，但范仲淹的思路却是大体正确的。兴办学校与改变贡举考试科目，仍然不失为科举改革的两条基本途径。这一点，安石在《万言书》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目下最好当然还是先办学，让所有的人才都由学校选拔推荐，再参加贡举考试。可学校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办好，由学校选拔推荐人才，更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要想立竿见影，只能先改革旧的考试制度。
大宋的考试制度，承的是唐制，主要有常科与制科两种。制科是特殊考试，对象都是经过举荐的特殊人才，考试的时间、内容都没有一定之规，由皇上根据需要临时决定。庆历期间很活跃的那个余靖余希古，不是被人举荐参加制科，又被否决，还挨了知州一顿板子，闹出许多是非吗？苏轼兄弟后来也参加过制科考试，还考中了。常科，就是一般的进士与诸科考试了。先要由地方推荐，在州县考试中被举荐后，才能进京考试。它的考试时间与内容，都有明文规定。按规定，进士要考诗赋，兼考论、策及帖经、墨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明经等，主要考帖经、墨义，检查考试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掌握情况。
什么是帖经、墨义呢？帖经，说白了，不过就是经典著作的填空而已！找一段经书，掐头去尾，让你填上空出的那一部分。墨义呢？就是从有关经典著作中找出一句或一段话，要你答出它的意思。与帖经一样，只要能背就行了。不同的只是，它除了要背原文，还得背下相关的注解。之所以叫墨义，原是与口义相对应的。口义就是口答经典问义，后来被取消了。
在唐代，进士考试先是只考诗赋，别的一概不考，后来才渐渐加上了策、论。又因为考策、论的时候，有些人信口胡说，有人建议应当检查参试者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就将诸科考试中用的帖经、墨义办法，也用到进士考试中来了。
这种考试制度的弊病，几乎可以一目了然。范仲淹看得清楚，安石更透彻。他设想的改革，也比仲淹更彻底：一是完全废除明经等诸科考试，只留进士一科取人；二是进士考试，只考经义、论、策，再不考什么诗赋、帖经、墨义；三是增加新的实用科目。但这是大事，首先，当然得报请皇上批准；其次，还得广泛征求朝野的意见，以便使改革更趋合理，也好达到最广泛的共识。
中书几位意见大体一致，将兴办学校与改革贡举分两步走的大致设想，报告了皇上，请朝廷下诏广泛征求意见。皇上也同意，便下诏向相关官员征求意见：请他们务必在接到诏书后的一个月之内，将意见上报朝廷。
这是露脸的事情，因为具体，也相对较为简单。凡有权参与意见的，都争着说话了！
司马光自中进士到当考官，见得不少，对目下的贡举制度自然多有不满，甚至还不只是不满，简直深恶痛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古至今，取士之弊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他看中的是古代的举荐制度，根本就不赞成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在他看来，三代取士，全都以德行为本，并不看重文辞。到汉代，虽有考试，但茂才孝廉等科还是靠的推荐，仍是品德第一。所以，那时尽管朝政一塌糊涂，但下面的民风还是很淳厚的。即使到魏晋及魏晋之后，风俗大变，浮华衰败，但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讲究品德第一，仍然卓有成效。读书的人，谁都不敢胡来。只有隋唐兴起科举制度之后，只以文辞取人，被取者的操行品德才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了。现在要改革考试制度，实在是千载一时的绝好机会，得抓紧办。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当然是恢复古代的乡里推荐制度，将品德好的人推荐上来，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杜绝科举制度的一切弊病。他特别强调，这推荐只能由乡里的贤人官长等来实施，绝不能让州县的官儿去掌握。因为州县太大，他们根本没法儿全面了解情况，只有乡里根生土长的那些人，才真正知道实情。除此之外，也不能让京城的那些考官来全权品评参试者的操行，再决定他们是否考中。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只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更要坏事。当然，就是乡党，也有看不清的时候。一个人的德行，不是那么好看的。就连家里的人，整天生活在一起，往往都有走眼的时候，何况别人？那么，究竟怎么办呢？
品德第一的原则绝对不能改变，只好将推荐的人改一改了。司马光的办法，是请京朝官来推荐。品级不同，可以推荐的人数也有所区别。官越大，推荐的人就越多，当然也要有限度。推荐不当，循私舞弊怎么办？可以加强监督，实行连坐。处罚一重，相信就没人再敢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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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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