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条例司，不是早就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了吗？凡上书反对新法，就没有一个不提三司条例司！到陈升之为相，不还动过它的念头，叫安石给堵回去了？后来，是韩绛进了条例司。两府中除了陈升之，文彦博也一样请求过皇上，要求罢去条例司，并归中书。神宗听都听烦了！但也不能一口拒绝，只说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再看。眼见许多事情都大致有了眉目，神宗又征求安石意见了：“爱卿，三司条例司做了许多事情，功不可没。眼下，主要事情都有眉目了。等手头的事情大致了结了，是不是可以将它并到中书去？这是许多人的一块心病，不去掉，他们始终坐卧不安！”
神宗最后的调侃，叫安石忍不住笑了。变法的主要策划工作，确实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了：有些已经形成法规，正式实施了；没实施的，也有了条文，正发往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当然，肯定还会有没想到的东西，那可以在未来慢慢发现，不一定非得靠现在这个机构。原是权宜之计，既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还留着干吗呢？条例司培养锻炼的一批官员，已经逐渐成熟，也应该让他们到各个衙门或地方去发挥作用。有些事情，正好名正言顺地并入相关衙门去办。中书有韩绛与自己在，升之大抵病假多于上班的日子，公亮原是不妨事的，并入中书也无大碍。皇上已经提过不止一次，君命哪有不遵之理？问题是要做好善后工作，充分发挥这一部分人的骨干作用。
“陛下说得对，是该将条例司并进中书了。”安石说，“正如陛下所说，条例司功不可没，在那里勾当公事的应当有所安排，让他们各安其位，继续为朝廷效力。就臣看来，这一批人里颇有一批人才！”
“那是自然，朝廷好不容易培养锻炼的人，怎么能不用？你们先拿出意见，朕再斟酌！”神宗说。
斟酌的结果，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条例，所有条例司的吏员都转成了额外的在编官员，原来的任官则大体都得到了升迁；原归条例司管的青苗法、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划归了司农寺。原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吕惠卿，加集贤校理，同判司农寺，成了司农寺的主管官员。原任同判司农寺的人，则改成了兼判，就等着调走了。惠卿一进司农寺，就请示朝廷，改组加强了司农寺的力量，提高了属下的待遇。正准备大干一场，父亲却不幸去世，他只能离职守丧了。
皇上既看好曾布，官运还能不一路飙升吗？不过等着机会罢了。曾布先已由删定编辑敕文，改为编修中书条例。惠卿一守丧，有了空缺，神宗立马又将他由著作佐郎升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补了惠卿的缺，由正八品升成了从七品。眼见司农寺也需要得力的人去主事，很快又让曾布同判司农寺了。曾布自己不愿讲书，好歹请求皇上免了讲书，改为集贤校理，兼中书户部检正官。惠卿之后，也就数他最耀眼了。
也就是惠卿与曾布前后手，司农寺做了一件大事：颁布了《畿县保甲条制》。一项新立法，所谓保甲法，开始在京畿各县正式试行。
这项新法，原是源于安石的一个梦想：恢复府兵制。
府兵制也是范仲淹的一个梦，十件事中列在第七条，那是早就破灭了的！仲淹十事，有的还多少折腾过一阵，唯独这府兵制，连个气泡儿都没鼓起来，就无影无踪了。这样一个无法兑现的梦，安石怎么还要抓住不放呢？他也是万不得已！
大宋三冗，官冗、兵冗、费冗，第一要害却是兵冗。兵一多，可不是官也多了，费也多了吗？治了冗兵，其他两冗也就不难根治了。兵冗到了什么程度？庆历年间单是常备军——禁军与厢军，还不算番兵与乡兵，就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中八十二万六千是禁军，四十三万三千是厢军。皇祐年间更达到一百四十万之多。英宗时裁过军，蔡襄当三司使的时候，禁、厢军合计是一百一十八万；后来，减到一百一十六万。这一百多万军队，是个什么概念？英宗治平三年，全国有人户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男丁是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个人。这就是说，每二十五六个男人就有一个做了常备军！加上乡军什么的，恐怕每十个男丁就得有一个当兵了！这不是太可怕了吗？说到费用，更叫人咋舌！禁军费得多，厢军费得少，但也得军费养着。吃喝拉撒平均一个人一年五十贯，一年就得五千多万贯。而当时三司一年的财政收入，据蔡襄统计，只有六千万贯。蔡襄在奏折中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蔡襄以后，大臣们上书说天下岁入，十之###养了兵，也都是凿实之言。
要治冗兵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裁军。但士兵手里有家伙，可不是随意让人拨拉的！尤其是大宋的士兵，成分非常复杂。招兵的时候，专招凶汉不说，还将军队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与解决社会矛盾的收容所。太祖有句名言，说：“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凡三教九流、罪犯等等，怕他在社会上闹事，都统统收进军队；荒年缺食，怕饥民造反，军队也敞开收人。既是收容所，社会或许因此而安静了，军队本身却成了火药桶。怎么治呢？也有办法。除了加强军纪管束，还有一招绝的：就是在士兵脸上烙上印记。到哪儿都能认出你是个兵，你还敢不服管制，撒野生事吗？当兵既成了最屈辱的事，谁还当兵？所以民间到处传着一句话，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偌大一个大火药桶，谁敢轻易碰它？裁军？想想罢了！
大宋遗事 第九十一回（2）
安石也一样担心这个。皇祐年间军队最膨胀的时候，文彦博、庞籍做丞相，也嚷嚷着要省兵，安石就曾忧心忡忡地写过一首《省兵》诗，说：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拒方完坚。以众抗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
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早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一面指望靠兵多勉强应付局面，一面就是害怕“骄惰已久”的士兵裁减下来，依旧成为社会的一个大包袱。他将省兵的希望寄托在将来：百官爱民，发展生产，当兵的游民真正羡慕乡野草民富足安乐的生活，那时再裁兵择将，就不至有任何风险了。
从那以后，省兵就成了他常常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他的思路，渐渐集中到三个方面：一是，目下的这种募兵制，应当有所改变；二是，省兵不能削弱国家的常备力量；三是，改变必须稳妥，要采取渐进的方式。结果，府兵制自然成了他最理想的选择。府兵不脱产，寓兵于民，平时是庄稼汉，战时才上前线。第一大好处，是养兵的费用全省下来了。此外，农民出于田亩，比市井无赖、罪犯等等，要单纯多了，便于管理指挥。募兵的两大弊病，正好全都被克服了。当然，比起脱产的专业士兵，不脱产的民兵，战斗力无疑要差一些，但也事在人为。只要抓紧平时训练，一样能胜过专业士兵。隋唐的府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是明证！
以府兵代替募兵，又要采取渐进的方式，究竟该怎么办，他心里并没有底。他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古代。春秋的时候，鲁成公有所谓丘甲制度，规定方圆四里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以丘甸为单位，向国家出牛马、兵甲。郑国子产，也有类似的制度。齐国管仲、秦国商鞅等，更实行过什伍制，或五家一保，或十家一保，有罪而不举报，同保几家都要连坐。东汉的仲长统仲公理，在他所著的《昌言》中，也提倡“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一样主张按军队编制来组织地方丁壮。仿照古代建立类似的一种保甲制度，一面维护地方治安，一面训练百姓练武，或许是最好的过渡方式？也不光是古代。仁宗手里，夏竦就立过保伍之法，维持治安那是没得说的！朝廷还明令推广过。欧阳修也上书专门谈过这件事。只是后来，渐渐就不了了之了。夏竦人虽不怎么样，可也不能因人废事呵！不过，暂时他也就想想而已，或偶尔与皇上略略谈谈，还得等待相应的机缘。根据自己的经验，这些事都急不得，得有相应的外在引发，然后才能水到渠成，不费力气。
很快，安石就等到了机会。
自从参知政事，为了广开言路，安石早将政事堂向所有的人开放了：不管什么人，官大官小，士农工商，只要有所建言，谁都可以直登政事堂，找执政大人聊上一聊。为这，他也没少被人骂：骂他将个政事堂，变成了茶馆酒肆、勾栏瓦舍，什么人都可以进。可他我行我素，照样宾迎八方来人。他的一些好点子、好措施，有不少就是在这里得到了启迪。保甲法，也同样是从这里得到引发的。
说到这事，还要归功于那个扳倒了姜潜的大理寺寺丞赵子几。
他因为贯彻新法得力，很快又被提升为太子中舍人、权发遣同提点诸县镇公事，由正八品升了从七品。新任的职责，是主管开封府界内各县、镇的刑狱、盗贼、场务、河渠等事儿。他老在郊县混，又是个爱琢磨事情的认真主儿，并非那种只做官不费心的庸官，日久天长，还能不琢磨出道道儿来吗？很快，他就发现了京畿各县治安上的老大一个漏洞。
京畿各县，最近若干年盗贼很多，有时都会在大白天公开抢劫。老百姓势单力薄，谁也不敢当面跟他们干。有那胆子大些的，事后告到官府，能不能讨到公道且不说，就是有了公道，将罪犯抓起来了，可他们的党羽还在，总要找机会寻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