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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还要说话，石元孙早不耐烦了，圆睁双眼骂道：“卖国求荣的乱臣贼子，要杀就杀，穷啰嗦什么，没的污了老爷的耳朵！”
张元眼见两个人无可动摇，只好长叹一声：“两位将军千秋血食，我这里先恭喜了！万代骂名，就让我一人身受吧！”
安排了一桌断头酒宴，到底送他们归西了。刘平不仅是个勇将，而且颇通谋略。元昊刚起事的时候，他就上书请求四路攻夏，收复山界洪、宥两州，洪、宥二州是西夏的粮仓，占了洪、宥，西夏也就不攻自破了。可惜朝廷没人理他。断头之后，一了百了，朝廷想理他，也找不到他这个人了。
张元调军回头，猛攻延州。一战失去两位将军、近万人马，延州城里早已人心惶惶，哪里还有一点儿斗志！幸而天公保佑，连降大雪，又仗着有城墙、城壕阻隔，到底坚不可摧。张元连攻七天不下，眼见粮草殆尽，只好撤兵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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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回（4）
延州保卫战虽然结束，另一场拉锯战却又跟着开场了。
临阵脱逃的黄德和，为了开脱罪名，假功请赏，诬告刘、石二位将军叛变投敌，范雍将功作过陷害功臣。他不仅胁迫刘平死里逃生的亲信作伪证，还动用自己庞大的关系网到处煽风点火，搅浑了一池清水。朝廷终于将信将疑，派人搜捕刘平、石元孙的家属。有几个清白人，拿汉朝杀李陵母亲、妻子逼他投降的事劝醒了朝廷，这才派了钦差大臣调查处理。闹得满城风雨，总算查明了真相，将黄德和腰斩、悬头延州示众，不幸作伪证的刘平亲信也被砍了头，好歹还了刘、石二位将军一个清白，郭遵等有功之臣，都多少得了一些奖励。
一战失利，得有人承担责任。陷害功臣的罪虽免了，措置失当却难逃其咎，范雍先被贬到安州去了。其他有干系的，前后也都被贬到了一边。
贬了人，还得充实力量。已经升了起居舍人、知制诰的韩琦，恰好打四川归来。西夏的事，他原先不就说个正着吗？皇上立马召见了他，他也说得头头是道，皇上就让他做了陕西安抚使。皇上还说了几句大话鼓励他：“异类跳梁猖獗，全都因为承平日久，官军疏于战事，锻炼几次，他们就会所向无敌了。眼下的小挫折，不过为后来的大福开路而已！朕专听你的佳音。”
韩琦字稚圭，原是个胸志阔大、疏略小事的人，见胜不见败，见进不见退，根本无需鼓励。要是心径稍为细密一点的，就该为皇上的大话多少淌些热汗了。
韩琦很快又升了枢密直学士，陕西副经略、安抚、招讨使，成了夏竦的副手。他中榜元才几年，人不过三十，就被人尊称为韩公了。新任不久，他就上书举荐远在越州的范仲淹，代替范雍治理延州。先前，仲淹已由饶州调往越州了。除了历年的政绩，仲淹也关心边事，有些奏折还相当有见地。这些，都是韩琦推荐他的根据。朝廷忌讳的事，韩琦也毫不回避，而且话还说得特直白：“陛下当此焦虑国事、食不甘味之时，微臣怎敢以朋党之嫌避不言事！此心此情，天日可鉴。若有一丝涉及朋党，误了国家大事，请诛臣九族，以谢天下。”韩琦的父亲韩国华，也是进士出身，做到右谏议大夫，从四品，还颇有官声，他也算是名门之后，又是少年得志，所以气粗得很，不怕将话说得山高水险。
不过，朝廷多事，似乎已没有那份闲心问什么朋党了，不但同意用范仲淹，还要他与高若讷一起到陕西去建功立业，他做陕西都转运使，专管钱粮草秣；高若讷则升知永兴军。
还是谏官旁观者清，劝仁宗皇帝：“前几年，高若讷说范仲淹迂阔无用，朋党兴事，闹得沸沸扬扬。如今叫他们一起守边，于理于事都有嫌隙难补。万一他们再闹意气，两败俱伤事小，坏了边防却敌，可就是大事了，皇上不能不慎重！”
皇上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何况，意气不和为私，守边却敌为公，怎么着他们也不会因小失大，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去闹意气，泄私愤！实在不行，先下道诏劝诫一下也就是了。”
谏官还是不赞成：“皇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元昊气焰正嚣张呢，万一有个闪失，就追悔莫及了！”
仁宗到底接受了谏官的意见，将高若讷仍留在朝内，只叫范仲淹去陕西做了都转运使。
还不止于此。仲淹的官儿，不久更超升了，做到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最怪的还是，这次超升，主要竟得力于他的老对手吕夷简。
仲淹被贬到饶州不久，吕夷简也因为与老丞相王曾斗法两败俱伤，被贬出去了。在外面折腾了几年，才重新浮出水面，还朝做了丞相。仁宗征询意见，是吕夷简第一个提出不次超升的：“范仲淹忠勤国事，是难得的。心地也还细密；经过几年波折，做事该更谨慎了。应该不次提拔，让他直接参与西北战事的领导。升为龙图阁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让他与韩琦一起协助夏竦，取长补短，该比较合适。”
仁宗原意只要为仲淹加官，并没有具体想法，升什么似乎都行，叫他惊讶的是夷简的态度。他们两人那些纠葛，他可是一本清册。他原怕夷简掣肘，阻挠提拔仲淹，现在夷简竟主动请求超升仲淹，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他怔怔地瞅着夷简，似乎想发现什么破绽，见他一脸严肃，没有丝毫作弊的意思，这才踏实了，动了真感情，夸赞道：“丞相不计前嫌，真是温厚长者！”
夷简赶紧躬身谢道：“皇上过奖了！老臣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范仲淹回朝谢恩，仁宗也没忘了叮嘱他一遍：“爱卿这次超升，都是夷简丞相的举荐之力。您一定要冰释前嫌，与丞相同心协力，为国尽忠！”
范仲淹也叩谢道：“微臣说的一向都是国家大事，与丞相并没有个人恩怨，哪里敢存芥蒂！请皇上放心。”
他们互相致谢或许不错，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感谢另外一个人，就是张元。如果没有张元挑起事端，军情紧急，他们或许不会这么融洽，还在接着窝里斗，也真难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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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回（1）
攻守难定任福死难
人臣外交仲淹莅险
一般说来，要加官晋爵，通常只有两条路，一是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一是真本实料，多少做些实事。恬不知耻的人，可以空手套白狼；持身守正者，则多半只能辛苦恣睢了。韩琦与范仲淹在陕西的作为，应当是属于有政绩的。
除了兴修城寨、招募流亡等常事，韩琦还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撤了边境小寨，只留斥候哨兵守望，将兵马相对集中于大寨、城里。
二是，恢复、兴建了烽火、狼烟制度，西北千里边防，从此可以烽烟相通。
三是，建立教押军阵与精兵集粹制度。前者要求每路选数十名武艺高强的精干武将，平时分头教练士兵，战时临阵监押战事。一则，可以免除战时将领挑肥拣瘦的选兵之争；二则，也使士卒有教而战，临战有所畏惧，从而并力杀敌。精兵集粹，是要分散在各指挥的少数英勇善战的士兵集中起来另外成立两个指挥，屯驻州府，直属最高将帅指挥。退而求次，也不失为一种精兵强将的补救办法。
范仲淹兼了延州知州之后，则大胆进行了兵制改革。原先，朝廷将一州一万八千士兵分割为三部分：部署领一万人，钤辖官领五千，都监领三千。要是敌人进犯，小官先出兵应敌，大官继后。这不是开玩笑吗？仲淹说：“兵机险恶，量敌而行尚且不能稳操胜算，这么排着官衔儿出兵，不败才怪呢！”毅然将所有州兵分给了六个将军，每将三千人，训练、打仗各有专属。出兵则视敌人多寡而定，少则轮流而战，多则全体出动。专兵专将，战斗力自然不同。其他各路，后来也多有仿效的。此外就是修清涧城，屯兵营田，听任边民互市以通有无了，等等。营田互市对于养兵与活跃战时经济，都有不小作用。这些措施尽管不无小功，战事却依然胶着不下，而主动权始终在西夏人手里，他们照旧倏来倏往，攻城略地。
朝廷不耐烦了，下诏要陕西方面拿出办法，不能再这样半死不活。
韩琦制定了攻守两套策略，请朝廷自己定夺。正值冬季，西夏休兵，不会有大的战事，夏竦索性让韩琦带着表章亲自到朝廷跑一趟，好得个确信，另外又叫尹洙陪他一道。原来，尹洙在郢州收过几年酒税，因为论边事有理，已先被人聘在泾州做了经略判官。不说别的，光是先前那么一折腾，韩琦、仲淹也会对他另眼相看，何况他还颇知边事呢！韩琦尤其敬重他。有他做伴，韩琦一路自不寂寞。
两套策略不过官样文章，韩琦实际上是主攻的。
他的话，也特富有鼓动性：“西夏不过弹丸之地，倾朝出动，也只有四五万人马而已。我大宋幅员辽阔，资源富足，人口众多，上有圣明天子，下有能臣干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要说刀枪征战，就是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淹死那些秃头谬种！之所以屡战屡挫，将帅不当其位固然有关，更主要的，还是战略战术运用有误。西夏人每战都集中优势兵力，以十当一，所以能纵横捭阖，为所欲为。我朝恰恰相反，将重兵分路设防，化整为零，以少应多，如何不挫！就像力士角斗，人家双拳合击，我则分开十指单挑独斗，怎么能应付！”
韩琦生得高大威严，声如洪钟，通常静默寡语，一旦有话要说，则慷慨陈词，气势如虹，这一番话，又如此富有鼓动性，仁宗原就是个有心的，如何能不激动！他上前一步，迫不及待地问道：“以卿之见，当是如何？”
韩琦从容答道：“过去说五路合击，大而无当，错杂难行不说，也没有必要，杀鸡焉用牛刀？目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