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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是为夏竦翻案。当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愣是被余靖、蔡襄他们给反掉了，改换了范仲淹、韩琦。刘元瑜翻出这笔旧账，说仲淹他们结党营私，无所不用其极。说完夏竦，刀锋一偏，又比方当前请留蔡襄等也是朋党乱政之举，绝不能姑息纵容，顺便擦了杜衍一下。
第三刀，捅的是仲淹的十件事。仲淹不是请求实行磨勘、保任、考核等等吏治改革吗？刘元瑜上书皇上，说是助长奔竞之风，是实施朋党政治的不二法门，应该立即停止实施。皇上也真听了，当即下诏，说官员非由人保举不得叙迁，不利于养成士大夫的廉耻退让之风，助长奔竞，将它罢了。
刘元瑜这一带头，其他人可就纷纷跟进了。
保荐官员，一路好人下来，是范仲淹他们设计的最关键一招，也是别人最眼红的一招。或许是受刘元瑜的启发，钱明逸上奏猛攻这一招。理由无须多说，不外有违祖制，先皇们都是自己选人；不利敦厚风俗，助长奔竞，滋生朋党，等等。
妙的是钱明逸算了一笔账：“陛下，别的且什么都不说。有一笔账算出来，您就清楚了。”
仁宗问：“什么账？”
明逸说：“两制以上不是可以举荐官员吗？臣查了一下，这样的官员不下五十名。假定一个人一连荐三个人，这绝不算多，那么，一年就是一百五十人。不要说年数久，三年就是四百五十人，五年就是七百五十人，十年是一千五百人。这么多人，不说别的，光站，金殿上也难得站下！长此以往呢？还有两制以下官员举荐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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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八回（3）
仁宗仿佛已经看见这些人正在金銮宝殿挤成一锅粥，急得头上汗都差不多快出来了：“你这笔账算得好！不经你这一算，朕还真没想到这么严重。去年的荐官诏书的确要废，朕这就吩咐下去。”
欧阳修虽上书要求严格翰林、台谏官员的举荐制度，却鼎力支持仲淹的好人荐官改革。知道钱明逸上奏请罢举官制度后，当即上书论辩，逐条反驳，连账也算得倍儿清。
他的账，与明逸算的完全不同：一个被荐官员，按要三个人保举算。两制以上官员不足五十个人，全数保举，一年也只能保出十五个人来。何况，还有三个以上的人保举一个，或一年之中根本不保举的人呢？仅算账一项，也可以看出明逸他们是如何恣意欺骗了！
可仁宗此时已移情别恋，同样是三加五，他也只认钱明逸的账清，根本不买欧阳修的账了。很快，诏书就下来了：两制以上举荐的路断了，官吏仍旧按惯例升迁，论资排辈。不过，钱明逸的账也有不精明的地方：范仲淹一拨的，差不多快被清洗光了，两制以上已没有力量。那么，限制的反倒是钱明逸这一边的了。这账，不是成了一本蚀本账吗？
封荫官僚子弟，也有过一点儿小小的扼制，添了一点儿规范。有人上书不满，新规定也罢了，一切照旧。监察御史包拯看不过去，上了一本，极言过去封荫制度的弊病，改革抑止的必要，请求不要废了庆历三年的新措施，但奏上之后，只如石沉大海，连涟漪也没能撑起一个。不久，更有人上书无端要求广施恩泽，封任子弟。封荫之风，倒愈益变本加厉了。
转运使带按察之名，从一开始就受到猛烈攻击，闹出许多是非。现在赶上江河日下，自然更难逃噩运，被下诏彻底罢了：转运使再不带按察之名，更不得按察生事。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那些更张生事的人的日子，自然益发难熬了。
韩琦曾参与过新政，新政弄成这样，他不能无动于衷；范仲淹、富弼又是与他一起进退的，他们纷纷被贬，他也不能不同病相怜。自己又天性激烈，不是那种能够装呆卖傻的人。凡此，都注定了他不能不说话。
他专门奏了一本，为杜衍、范仲淹、富弼辩护。其中特别提到，富弼已近国门而不准还都，这样羞辱大臣，实在有伤国体，无形损失不可尽言。为扯开朋党之嫌，他特别提到：搞朋党总是为了升官，没有为了朋党而谏救大臣，自找霉倒的。请皇上务必不要疑心他搞朋党，而宽恩大臣，使他们能尽忠国事。
奏本上去，毫无消息。不但没消息，人家已经开始动他的手了：前些时候他为苏舜钦、王益柔说话，他们早已侧目牙痒。这一回又来逆流，岂有再放过他的！
不是怕人说朋党吗？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又抖落了他的一本陈年老账：处置水洛城失当，罪责难逃。还找来当时受到打击的当事人董士廉，让他到京城来告御状。
水洛城在德顺军管界内，地处渭州与秦州之间，雄踞陇山，堪称渭、秦之间的交通要地。一旦边防有事，秦州、渭州的援军即可以由水洛城源源而出。原来没有城。真宗的时候，知秦州的曹玮才着手经营，后来也有人相继努力修筑，但始终未能完工，没有个城样儿。不为别的，这儿历来是羌人住的地方。羌人有生番与熟番的区别：所谓熟番是投降大宋，已经汉化的羌人；生番则归属不定，有时投诚，有时又背叛。而水洛城所在的地方，恰恰生番居多。因为他们或降或叛，没个准头，修城也就只能时断时续，终于没有结果了。
水洛城北边的静边寨寨主刘沪，为守寨起见，也想立一功，要把水洛城给修起来。那时还是郑戬在当陕西四路都总管，郑戬当时就拍了板，并委派著作佐郎董士廉与他一起促成此事。这刘沪也还能干，先以大兵压境征服了土著生番，以后又恩威并施叫他们服服帖帖，水洛城的修筑终于重新启动，进展相当顺利。这事也报告了朝廷，朝廷还通令嘉奖过。
这不是没事了吗？可郑戬却调到永兴军去了，韩琦当了宣抚使，前来陕西宣抚。
已经知渭州的尹洙，先就不同意筑水洛城，郑戬当道，他没法儿说。韩琦是他的老上司，自然可以无话不谈。韩琦自己先在泾原、秦凤路任经略、安抚、招讨使的时候，对修水洛城就不感兴趣，否则，他也想办法修了。尹洙一说，他更反对了。当时就下令，要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修得好好的城池，朝廷又明令嘉奖过，他们两人如何能就那么停了？
“军令如山，他们居然抗令不遵？尹知州，派人去将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韩琦火了。他一向是个法出令随的人，如何能容忍别人违抗军令！
郑戬走后，尹洙已经不止一次要刘沪、董士廉停工了，都没用。有韩琦这句话，还不立马派人吗？
他一派就派了个横的：泾原副部署狄青。
这狄青，地道行伍出身。每次打仗都披头散发，戴一个铜制面具，天神恶煞一般向前冲去。敌人见了，没有一个不心惊胆战。愣是凭着军功，逐渐升了个武官。
人虽升了官，当兵时脸上刺的字还始终留着。人家劝他：“狄大人，您已经是个官儿，留着这刺字，也太不好看哪！”
他却有词：“要是没这两行字，我狄青怎么能有今天？留着它，好叫天下当兵的都看看：朝廷有的是位子，就怕他们不尽忠报国！”
大宋遗事 第十八回（4）
他是由尹洙推荐给韩琦、范仲淹，才逐渐升官的。仲淹还送了他一本《春秋左氏传》，劝他好好读书，争取做个名将。既有知遇之恩，他对这三个人自然极为尊崇。韩琦、尹洙要他办事，他怎么会不尽心？当时就带了人马，到水洛城将刘沪、董士廉抓起来，戴枷上锁，押到德顺军大牢里关了起来。都上了枷锁，那态度、动作当然好不了。
人一关，这事就闹大了。沸沸扬扬，扯动了半朝：先是郑戬上书告状，后是朝廷派人反复体量，大体总是为刘沪、董士廉鸣冤叫屈的多。尤其是说他们修城有功，与不听军令是两码儿事，根本不该关押。两个人自然都放出来了，城也继续修缮，终于完工了。
韩琦虽也上书列举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诸如另有近路通渭、秦两路援兵，不该分兵太多等等，毕竟处在下风。眼见董士廉又上朝讨债，知道不利，他就有些心慌了：专制政体之下，不管是谁，再横都有极限；或者不如说，再横都是假的。韩琦憋不住，上书请求外调。终于也一样被罢了枢密副使，加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去了。
韩琦一走，范仲淹、富弼也每况愈下了。
他们还是受石介的牵连。石介不是已经死了吗？死了也不得安宁！
事情先出在徐州。
徐州有个孔直温，也是个狂士，到处游荡，不仅目中无人，还喜欢搞一点方术迷信。石介离家到外面做官，孔直温前去拜访过他。可能也就是一点狂放吸引了石介，对他有些好感，两个人有了些来往。狂放不羁的人又喜欢方术，云山雾罩，自然免不了多事。
有一天，到底出大事了：有人告他挟妖术鼓动士兵谋反。谋反是大罪，谁也不敢怠慢。徐州的守官，当时就派人将孔直温与相关的人抓起来了。在他家里一搜，搜到了石介给他的几封信：平实论去，什么事也没有。要是疑神疑鬼地牵连起来，就不难找到一两处疑点了。于是，石介也有了协同谋反的嫌疑。再一报到朝廷，问题更复杂了。
夏竦此时已经回朝做了宣徽南院使，够得上说话了。
偏他还没忘了《庆历圣德诗》那一股毒气，向皇上奏道：“陛下，孔直温这事比报告的要复杂多了。微臣得到消息，说石介并没死，已悄悄去了契丹。富弼让他联络契丹人做外合，他自己则以河北一路为内应。这事虽然未必笃实，防人之心却不可不备。臣恳请陛下下诏，让兖州地方官员严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才能踏实。富弼这边，也得心中有数才是。”
皇上最怕的就是谋反，宁可错做，不过错过。夏竦这话，正合了他的心思，当时就下诏要兖州查问了。
知兖州的是杜衍，明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