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庭辩护人：韩学章、张中。
被告人经过两次审问，感觉到自己问题严重，因此早早就将自己准备的辩护要点拿在手中，不停地翻看。
在法庭宣布对姚文元让鲁瑛派人收集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一事进行法庭调查后，审判员张敏问：“1976年你是否让《人民日报》社的总编鲁瑛派人到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收集诬陷、迫害那里的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被告人姚文元答：“1976年派出过记者，到中央的一些部门，还有到一些省市去了解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有这个事实。我承认。”但他马上就辩解说：“开始我没有派记者，是王洪文不通知我就找了鲁瑛，当时我自己思想上是并不愿意派记者出去的……但是，我对王洪文的这个意见不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认了鲁瑛可以派记者，结果鲁瑛回去就组织了记者向外边派出去了，派到几个省里。”
审判员问：“是你默认的还是你同意的？”姚文元对默认已无法解释，只好说：“应该说开始是默认的……但到后来，应该说是我同意的。”审判员问：“你派这些人出去干什么？”姚文元回答：“这些人出去是搜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法庭通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出庭作证。鲁瑛在法庭上除说到王洪文当时找他谈话，要他派记者出去，并要他同姚文元具体商量外，还说，“在下去以前，我们开了记者的会，我按照姚文元的指示作了部署。这一次王洪文、姚文元是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派出记者，他们是指定了单位，指定了地方，要派记者去，是要诬陷老干部，打倒老干部，篡党夺权。”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问鲁瑛：“你们搜集的这些诬陷材料是怎么处理的？你们编印的《情况汇编特刊》是谁审定的？”鲁瑛答：“我们搜集的这些材料，姚文元亲自审定，都要先打出清样来，送他审阅，他批阅修改后，定稿了才能登。”
辩护人韩学章问：“证人鲁瑛，关于派记者到各省市去了解情况的事，是王洪文先向你布置的，还是姚文元先向你布置的？”鲁瑛答：“王洪文。”
在上述事实调查结束后，法庭转向对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逆流”和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收集材料，诬陷人民群众是“反革命分子”等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审判员张敏问：“1976年3月底，也就是清明节以前，南京的群众贴出悼念周总理、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以后，你是不是给鲁瑛打过电话？”被告人姚文元答：“我给鲁瑛打过电话。”“我看到的新华社的清样，不光是贴大字报，它是把油漆刷在火车上，火车一直由南京开到北京。当时我对鲁瑛说了攻击南京群众的话，不只是张春桥了，还有别的了，可能有一些攻击那里有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垂死挣扎这一类的话，但是具体话我记不起来了。”
法庭宣读并投影鲁瑛1976年4月2日下午3时40分接姚文元的电话记录（节录）：“文元同志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接着，法庭又宣读和投影姚文元在1976年3月30日和4月1日的两篇日记：“南京冒出一批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名，是‘打倒’、‘揪出’，‘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那一套。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三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三）（2）
宣读后，姚文元说：“当时的认识，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出现这样的标语口号，是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所以我就攻击它是一个反革命逆流……现在我当然不是这样认识了。”
审判员问：“你说政治局太迟钝了，你的敏感又是什么呢？”
姚文元答：“是的，我当时觉得迟钝，我是觉得北京也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要是指这一点。”
审判员问：“你究竟要注意北京的什么情况呢？在你的日记里面，已经表达清楚了。现在宣读和投影姚文元1976年4月3日就是你打电话这天的日记。你可以看看。”法庭投影并宣读这篇日记：“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是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宣读后，审判员问：“悼念周总理怎么就成了垂死的反动势力的挣扎呢？”姚文元回答：“因为我当时觉得到天安门去悼念的有一部分群众并不是真正的悼念周总理，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悼念周总理，目的还是要反对‘四人帮’。那么，我当时自己就是被反对、被推翻者之一……”审判员问：“那就是说你感到你的末日来临。是这个意思吧？”姚文元回答：“当时还没有这样子迫切感觉，但是确实感觉到自己是被反对。”审判员问：“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了呢？”姚文元回答：“因为这些单位里去送花圈、发传单的人特别多，所以我引出了这样的感想。”
审判员问：“送花圈去悼念周总理这是有罪的，你的结论是这个？”
姚文元回答：“不是，我是说送花圈，发传单，花圈上都是有诗的，很多诗，骂你，而且骂的话，我当时觉得太刻毒了……”审判员问：“刻毒，哪有你这么厉害，你要枪毙一批嘛？”被告人姚文元开始发急，讲无论如何允许解释一下这句话：“起诉书上说是我的主张，不是，主张至少是要对一个人发表，这个从来没有对人发表过，怎么能够说成是主张呢？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但是他后来的行动，实现了他反革命意图，并不只是思想上的问题。”
当法庭转到调查姚文元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收集材料的事实时，审判员张敏问：“记者搜集来的材料，你登了《情况汇编》没有？”姚文元答：“这个我不能全部回忆起来……。”
法庭宣读了鲁瑛1976年12月5日的揭发材料（节录），其中说姚文元在南京事件后，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去看看去的人在干什么”。姚文元还说，“这些情况可以在《情况汇编》上反映，未登以前，先打样子给我看。”宣读后，姚文元说：“这个是事实。”
审判员问：“这些《情况汇编》把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说成是什么呢？是发表反革命演说，或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些都是不是你说的，或你修改的？”姚文元答：“是的，这些是我在清样上修改了加上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检察员钟澍钦发言，指出姚文元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承认反革命罪行，仍坚持反革命立场。姚文元诬陷迫害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实行镇压，他的罪行是严重的，他的罪责是不能推卸的。
审判长曾汉周向被告人姚文元宣布：“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终结。”他宣布：“把被告人姚文元带下去。现在休庭。”
对姚文元第四次开庭 法庭辩论（1）
1980年12月19日上午，第一审判庭对姚文元第四次开庭。
出庭审判人员：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审判员17人。
出庭检察人员：副厅长喻屏和检察员2人。
出庭辩护人：律师韩学章、张中。
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他宣布第一审判庭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他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 被告人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舆论炮制者。他控制指挥舆论工具，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他制造舆论，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横加罪名，进行镇压；他利用舆论工具，煽动破坏，制造混乱，搞乱中夺权。他指使授意撰写和他亲自修改审定的大量文章、报道，把革命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老走资派”、“复辟狂”、“坏人”、“暴徒”、“反革命分子”等。他的反动文章，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帮派分子是反革命动员令，煽动他们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施行迫害、镇压，指挥他们进行反革命篡权和各种破坏活动。所以，早在1966年，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江青就看准姚文元是一条“棍子”。1966年6月2日，姚文元的日记记述了江青的一句话，说要用他这条“棍子”“参战十年”。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各级党政军的一些领导干部，一些革命群众，在林彪、“四人帮”为害十年中被打下去，姚文元这条“棍子”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一个用反革命舆论杀人的凶手。
2。 被告人姚文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同时，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策划，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犯罪活动，是姚文元提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定性诬陷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阴谋篡权；是姚文元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总后台”，公开登报，煽动迫害。姚文元伙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