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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素质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行政管理者与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事实上，他或许是那一代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者。当同志们都说，主席“土”，而总理“洋”时，绝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穿着与举止，它同样暗示着他们的意识。在这种角度上，周恩来或许与孙中山更为匹配。他们都气质不凡，见多识广，但他们又未让自己陷入过多的臆想之中。他们缺乏理论与极致的幻想能力，经验主义却使他们更容易实践他们在西方看到的好东西。
毛泽东与周恩来（4）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1955年的万隆会议真正让周恩来感到了某种他从少年时就追求的尊严。在一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尽管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称他是和丘吉尔一样“伟大的外交家”，但美国代表杜勒斯对他伸出的手的拒绝仍令他心酸不已，它肯定刺激了这位伟大人物敏感的内心世界，他或许还会想起他在1945年试图拜会罗斯福的挫折，或许还有中国一直以来遭受的屈辱感。多年之后，斯诺仍说杜勒斯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他，所以尼克松在1972年走下飞机时主动伸出了手。
而在万隆会议，每个参与者都感受到主办者苏加诺的扬眉吐气：“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种的第一次洲际会议。姐妹们，弟兄们！我们的时代多么激动人心！……各民族、各国从几个实际的沉睡中醒来了。用战火燃烧地球的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这个世界将消灭冷战，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
印度的尼赫鲁是这次会议的主角，这个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受教育的精英中的精英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著称。在这次会议上，他热情地向全世界推荐了周恩来，而西方的媒体很容易将这两位杰出人物作比，他们都是出身贵族的革命者。就像一位法国记者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一名词一样，周恩来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了20世纪后半叶外交史上最著名的名词之一。如《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孤立中的和平努力
二战造成了帝国的瓦解，而刚刚获得了自由的国家们尚未遭遇发展的困难，他们是如此自信，并自然将自己所遭遇的苦难视作正义。正如周恩来在会上的提醒——“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因为共同的被殖民历史，他们走在了一起，尽管其后，他们彼此间的矛盾迅速爆发出来。
保守得令人无法接受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作“万隆时代”，令他这样的保守派愤怒的是，这些根本无法管理自己的下等人竟然大张旗鼓地闹独立。在8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一书中，约翰逊以充满谐噱的方式模仿了当时的“非殖民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的语气：“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第三世界，像从帝国的灰烬中诞生的凤凰涅■一样，自由、和平、不结盟、勤奋、没有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充满公共美德，今天用它的新生拯救自身利益，明天以身作则拯救全世界？就像19世纪理想主义者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看作美德的知识库，把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看成理想国度，今天拥有殖民地历史和非白人的皮肤便拥有被国际社会尊敬的资格。前殖民地国家本身就是正义的。这些国家聚在一起就成了智慧的议事堂。”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5）
周恩来在1953~1955年将精力集中于外交事物，就像他在1954年9月23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他期待在这个“万隆时代”，中国能够从此赢得尊严。
不过这种和平愿望到了1956年就变得岌岌可危了。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1956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项旨在模仿苏联30年代的工业化运动的计划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在1953~1956年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了，而与中国相似的印度同期增长率只有2％。更重要的是，它差不多已完成了毛泽东一直期待的所有制改革，工业几乎全部收归国有，而农业的集体化进程虽然落后于最初的设想，95％以上的农户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用7年时间确立了国内的新秩序。而到了1956年，毛泽东已经造就了一个与传统相异的国家，1956年1月，北京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运动已经完成。它的确印证了毛在1945年那些气势磅礴的词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从最下层的农民，到中央政府，它们都被一张网网组织络在一起。
而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内，新中国也表现出一种难以拒绝的魅力。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南洋烟草公司的创始人简玉阶在1949年前与英美烟草公司竞争了40年，1956年他说：“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市场上被彻底地打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记者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情感，在目睹了1956年10月1日国庆7周年的*后，他感慨道：“我必须承认，我几乎被那种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如此的骄傲。”
但站在检阅台上的毛泽东已准备开始一场更为勇敢的行动，周恩来期盼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正变得变幻莫测。在该年2月底结束的苏共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粗鲁的举止著称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表了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演讲《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清算了斯大林的作为，他把要求纠正斯大林时代冤假错案的呼吁……身在现场的沃尔科诺夫形容道：“近1 500名代表像钉在座位上一样，鸦雀无声……”从匈牙利到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动荡感遍及东欧国家，大批难民从东欧国家逃出，奔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2001年出版的自传《游向彼岸》回忆了1956年那个恐怖的冬天。
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很快被一种中国对于世界的敌意所取代。而直到1966年，周恩来对于中国革命步伐仍缺乏有力的支配。刘少奇与陈云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与制定者，外交领域内的举步维艰则限制了周恩来的才华。
浪漫主义的贫穷、混乱与傲慢。
在重新查阅周恩来在*期间的讲话时，你会发现一个人面临着多大的尴尬与矛盾。他一面高声响应打倒“官僚主义”的号召，一面试图将他被打倒的，曾经的革命伙伴从红卫兵手中抢救出来；他一面吹捧着他心中深深厌恶的女人江青，一面说“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白天他和林副主席一起挥舞着红宝书，夜晚他又在办公室中试图恢复革命带来的混乱秩序，毛泽东称他为“总管”。在1922年3月致朋友的信中，身在柏林的周恩谈及了无政府主义（Anarchi*）与共产主义（muni*）之争，24岁的年轻人相信后者方是中国的希望，而对于前者，他写道：“*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的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便容易流为空谈。”40多年后，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标榜*的社会中，但最大的对手却是*。在同一封信中，周恩来还称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正是这种能力确保了他能做出更持续的努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与周恩来（6）
“周恩来时代已经到来”，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1971年10月对华裔作家韩素英说，他们举杯为此庆祝。权力的钟摆在多年的摇晃之后，再次摆向周恩来这边。一个月前，*所乘的飞机坠毁，这一事件标志这个73岁的老人再次挺过了漫长的寒冬。在刘少奇与*时代相继结束后，我们的总理再次成为了毛主席最亲密的助手。而周恩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在这一年开始展开。
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惟一可惜的是，它并非由著名的阿甘（Forest Goup）率领。而即将名闻天下的基辛格博士6月秘密来到北京，尼克松政府准备改变世界。在三天的谈判之后，他在给尼克松的简报中，称他与周二人的谈判像“两位政治哲学教授的对话”，而他的对手则具有控制气氛的能力，甚至是一条静静呆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而到了年底，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仍是一件让毛与周兴奋的事情，至少他们的“老朋友”蒋介石为此黯然神伤。
紧接而来的1972年2月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面，的确真如尼克松所说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在1973年的历史上，周恩来对于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大。关于这次会谈的历史性意义的阐述浩如烟海。一种普遍的解释是，中国与美国因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共同恐惧而走到了一起。毫无疑问，毛泽东依然在这场事件中充当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