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崩塌
2005年2月12日，我在山东威海的刘公岛参观那些被打捞上来的北洋海军的船舰的碎片。这一天距离北洋水师彻底崩溃正好110年，110年前这一天的凌晨，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身亡，宣告了持续7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两个月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它包括巨额的赔款与台湾岛的被割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
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仍在继续，历史细节被更多地挖掘出来。但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战争失败的原因常常被归结于日本人的野蛮与清政府的无能，似乎只要替换了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用修建颐和园的经费购买炮舰，以更严明的纪律训练军队，就可能战胜日本。
关于军事上的讨论我们暂且搁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甲午战争发生前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一个重新复兴的时期。一代新政治人物已经兴起，他们引入西方观念、技术，挖掘人才，不管从道德还是见识方面，都为官僚系统注入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逐渐更专业化地与外国人打交道，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在很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
但甲午战争却宣告了中国的这种变革的彻底破产。尽管同为专制政体，但中国的改变比日本不彻底得多。尽管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人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但中国的变革从未能触及更深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它试图将一个近代国家的模型，生生嫁接于已经僵化的儒家社会之上。在接受了技术创新之后，中国人并未开始理解什么是社会创新，它没有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对于权力的制约……而且悲哀的是，即使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似乎仍在遵循类似的方式，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似乎仍留有彼时的烙印。
组织的退化
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19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强大一时，但彼时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不管是面对外敌还是国内的叛乱，都不堪一击。长期掌管着大清国海关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的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这个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权失去了力量。
帝国的崩塌（2）
没人指望他们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1894年7月爆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与安徽，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训练下，他们装备了现代武器而非长矛大刀，通过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嫡系部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兴建的北洋海军经过20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挥官们很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方面的对手们曾是同学，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日本的明治天皇也为舰队实力而赞叹。那正是一个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关于那场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历史学家已尽可能挖掘出了尽量多的细节。但仅仅重温那段屈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力量，仅仅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当真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不能假装能够理解为什么清朝在朝鲜的统帅叶志超在并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至于紫禁城内的气氛，没人真的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关键，在这场战争悲剧性的高潮到来之前，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把海军军款挪用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战争根本就从未爆发，只要给一些钱，中国的百姓们就会欢天喜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称呼我们自己的，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最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150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帝国的崩塌（3）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所遭遇的挫折与尝试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了亚洲腹地。而它的人口在心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的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 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伏尔泰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持续了超过1 000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极权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3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要知道不管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晋升之路被封闭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掉。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的屈辱，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显得脆弱不堪过，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力地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力量；而一支用变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