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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突发性常常令历史缔造者本身都吃惊不已。而且即使风云巨变之后，关于历史变革的原因可能都无法说清。
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种族的对立之上，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逐渐使人们相信，是满族使中国陷入了绝境，只要他们被驱逐出去，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迅速变得强大。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革命在1911年就会成功，他们的起义计划是1913年。革命心理学仍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话题。我们常常对这样的历史命题迷惑，是一个精英的小群体改变了历史，还是被积郁了太久的大众情绪最终推动了革命。
在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奉行行动主义的革命者与任何革命都会产生的大量的暴发户们获得政权，准备缔造新时代时，对于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来说，革命不过表明了“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以智慧著称的宋教仁发现：“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新国家的领导者要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沿海的工商业与停滞的农村同时存在，铁路、马路、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同时存在，穿着西服、接受了最新观念的学生与最落后的习俗并存……与此同时，中国还遭遇着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那个1905年战胜了俄国而更加趾高气扬的日本在10年之后，已掩饰不住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人对于秩序与国家安全的渴望在1911年之后压倒了革命激情，袁世凯被顺利地推到了领导者的位置，而当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时，甚至连最坚决的反袁分子孙中山、黄兴都提出了暂时停止对抗，共同对抗日本。
我仍不能解释新政为何最终失败。因为如果剥离现实环境，我们无法理解任何行动与主张。而且在很多时刻，行动成败与否是时机与环境的产物。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果你在很多方面已表露衰败时，仅仅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单一元素时，往往只会收到相反效果。而革命者也马上会发现，比起破坏一个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似乎更要难得多。
很难找到历史的截断点，尽管大部分历史学家以创造和解释这种节点而获得声名与权威性。但我仍愿意粗暴地将1915年视作此章的结尾。这一年，一项在当时并不太重要的任命将在日后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前清的翰林、革命党的*蔡元培被任命为更名不久的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些殷切地期待维新、宪政与革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人们，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的变革上。他们马上就会感慨，如果中国人理解世界与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变，一切改变都无从谈起，他们马上将比过去更彻底地否定自己。
几乎在同一时代进行的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结果是如此的令人诧异。伊藤博文的一代绝不比曾国藩、李鸿章的一代更优秀。在现代化上的投入，中国似乎比日本更多，但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敢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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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1）
那些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十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起一代人的变革或革命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将光绪塑造成另一个明治，而孙中山则相信推翻满清政权是惟一出路。传统观念认定，在谭嗣同就义时，变法即宣告失败，而自1895的耻辱以来，日本的侵略行径就激起国人仇恨，并在1937年达到高峰。但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眼中，1898~1910年却是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质意义上，新政府仍沿袭了清末的宪政革命，百日维新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也并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这一连串千年未见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仅仅的对手。正如任达所说，在“黄金十年”间，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一段常常被遗忘的记忆，充分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从1895年至1898年，中国对日本态度转变的戏剧性程度，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的态度颇类似，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不同的帮助，而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亲切、更易模仿的国家，日本的传奇崛起历程赢得的尊敬超过了他的侵略所致的伤害。而在表面的大规模西化之后，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仍相信，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下的对手，而中国则是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我们相信，在这“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于帮助中国有着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都能影响这个庞大却病弱的伙伴。这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续一生的对日本的亲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学生的共同情绪。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万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甚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轻视感和郁达夫在《沉沦》中描述的以性为代表的苦闷感之外，他们还呼吸到一股与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还为这些青年提供了_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很大程度源于日本的翻译版本。这群知识分子移民在1911年后，成为中国舞台上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他们翻译日本书籍、教学，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而中国最早一批军事领袖也同样受惠于日本的教育，从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到蒋介石。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军事训练显然受益不浅，多年后他希望通过黄埔军校为中国军官提供类似的培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2）
自1901年后，除去文化与军事领域，中国人还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了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保存王权。在向立宪政府行进的进程中，1909年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已开始影响政府，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受到新设立的资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终，清政府拒绝给予改革派与地方势力更大的权力空间，支持渐进改革的势力感受到了强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证了中国不可逆转地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却并非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动力。孙中山的软弱无力与袁世凯当政后的继续改革，充分体现了1898~1910年间的既激进又渐进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动力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日本的榜样作用。
中日关系专家普遍认为，1972~1989年是中日复交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一个背负负罪感的日本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1989年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上扬，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同时双方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的创伤。从某种意义而言，日本在20世纪的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振振有词的相互指责，在更深层的脉络上，它们仍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仇恨从来不仅仅是仇恨，它蕴涵着更丰富的元素。也因此，尽量减少偏见，更全面地审视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除了要不断提醒自己1931~1945年那段令人愤怒的历史外，也同样应反思1898~1910年那个“黄金时代”。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仇恨都不能解决问题。乔治·华盛顿在200年前的表达仍正确无比：“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被忽略的失败努力”
尽管突变性只是历史这幕戏剧的客串演员，但它们往往光芒四射，令人难以忘记。毫无疑问，总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时期，它们所蕴涵的变化、指出的方向，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线图。19世纪70年代前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时刻，它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崛起，伴随着物质和技术能力迅速增加与增强，政府在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支配性，它们收税，创办公共健康系统，推行普及教育，拓展对外贸易空间，建立工厂，招募更多的军队，积极展开外交行动，进行*裸的掠夺……俾斯麦所领导的德国，是这种转变中最突出的例证。
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总是令人趣味盎然。差不多在同一时刻，中国与日本也都进行了类似的转变，但却通往了不同的方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统治者是同治皇帝，他在1861年即位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骄傲的中央帝国就在蛮夷面前备感屈辱，而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则将帝国推向了破产边缘，在这种空前的危机前，一群即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