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岁。跟龚白珍同样是从七品官的内阁中书，但未中进士。当时他作为公羊学者已经名声很高，但中进士却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
黄爵滋，三十八岁。翰林院编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岁时中进士，未去地方工作，进入了翰林院。在中进士的人当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为地方的知县。可见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他的考试成绩并不佳。林则徐二十七岁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在二日三十七名进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黄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进修任务后，又就任编修。这个官职虽不过是正七品，但作为步上青云的阶梯，等于是未来的远大前程有了保证？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诗社成立时的同人当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资格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仅待了三个月就去厂湖北。所以，宣南诗社的同人们虽然在大谈政治，而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那里不过是在进行政论的训练，有时练习练习奏文的文稿而已。
关于录用官吏考试的“科举”制度，宫崎市定先生写过一部专著（《科举》，收入《中央公沦新书》）。
通过府试、乡试等几层艰难的考试及格，即成为举人。只有举人才具有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及格才成为进士。每次会试有上万的举人参加，中进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这道难关之难过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大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晓四书五经之外，其重点是放在要求认真写字上面。据说：“遂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叮见拘泥于文字的书法甚于对文章内容的要求。
当时的各种书籍中也有记载这种情况的文章。如：“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燕下乡脞录》）“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贯注于书写端正的楷书，虽一点一划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论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所以，写不好端正楷书的人，不管具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很难考中进士。中不了进士，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堵塞了当高级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台。
作为学者，魏源或龚自珍都要比林则徐更为杰出。但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而龚自珍三十八岁，魏源五十一岁才中进士，其成绩都未达到能进翰林院的水平。
龚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笔迹，他们的字确实很难说写得好，虽然不能说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他们很难通过最重视书法的考试，不是没有原因的。
科举的考试，对于象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的正统人物是有利的，对于象龚自珍那样感情用事、艺术家风格的人物则是一大难关。人们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会被录用官吏的考试刷落下去。所以人们说道光年间的政界情况是“厌厌无生气”，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进士，就要终生把当年会试的考官尊之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中的进士，当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书迷曹振镛。看一看林则徐的日记，就可了解他对这位老师是衷心效劳的。
当时的派阀和人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这种禺然的因素来划分的，并不怎么考虑思想或抱负。不过，宣南诗社并不是同人们偶然的汇集，而是一群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的集团，所以他们在思想或抱负上都有某种相似之处。
黄爵滋升官的可能性最大，同人们都鼓励他说：“快点升官，使你能有写奏文的资格！”
在皇帝独裁的时代，所谓“政治”，就是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即呈递奏文。
林则徐已经具有呈递奏文的资格，同人们对他当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固然，他在诗社成立后三个月就去了湖北，但同人们碰到什么问题。一定还会这么谈论的：
“希望林公能考虑这个问题！”
“要是林公的话，他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呀？”
在野的人士或官位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抱负反映到政治上去，只有通过高级官僚这条途径。
从这个意义来看，林则徐可以说是宣南诗社寄托期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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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午睡之友（1）
畸形的通商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据说这是为了对付天主教而采取的政策。
中国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但这主要是来源于“中华思想”。
英国对与中国贸易十分热心，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派遣马戛尔尼来北京，名义上是庆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的使节，实际上要他谈判改善通商。
清朝政府对什么对外贸易根本不予关心。
当时乾隆皇帝托马戛尔尼勋爵交给英国皇帝乔治三世一封“咨尔国王”的敕渝。其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意思说，我们天朝物产丰富，什么也不缺，本来没有必要同外国通商，互通有无。而且还认为，外国没有茶叶、瓷器、丝斤（生丝和丝织物）等生活必需品，他们是为了谋求这些物品而航海来中国，天朝不过是根据“加惠远人，抚育
四夷”的慈善精神而同意交易的。这是一种单方面施加恩惠的思想，丝毫没有平等互惠通商的根本精神。
从当时交易的实况来看，清朝的进口商品也确实大多是叮有可无的奢侈品，清朝出口的茶叶是西欧的生活必需品。
茶是十六世纪初由海员和传教士传到欧洲的。最初是在药店中当作贵重药品用戥子称着出售，后来饮茶的习惯在一般人当中逐渐地普及，特别是在英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饮茶休息”已成为每天的习惯，茶的需要量猛增。
当时，茶的供给来源只有中国，好多年之后才开始在阿萨姆 和饧兰等地种茶，所以英国必须为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付出巨大的金额。
可是，英国方面没有适当的抵销茶叶的出口商品，虽然想大力进行毛织品的出口，但这种商品显然不适合中国人的爱好，出口量难以增长。至于钟表和望远镜等，正如乾隆皇帝的敕渝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这样就变成了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的所谓的“畸型贸易”。由于没有抵销的出口商品， 购买大量茶叶的价款就必须要用现金来支付。这样，英国船就载着墨西哥银元和西班牙银元去广州，然后载着茶叶返航。
这里说明一下清朝的币制。
清朝是采取银本位制，货物的价格足以银多少两的方式来表示。这里所谓的“两”只是重量的单位，一两等于三七？三一二五克。比如要付银十两吋，可以付十两重的银块一个，也可以付二两重的银粒五个。政府基本上不铸造银币，所以其形状不论是扁圓形的银币，还是球状的银粒或马蹄形银块，都无关系，只要银的纯度和重量符合规定就可以。所谓“足银”，是指纯度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银子，并不是银币的名称。
实际上清朝也不是从来没有铸造过银币。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曾铸造过三种银币，但地点是在边远地区西藏，数量当然也很少，可能没有在中国内地流通过。鸦片战争后十五年，上海的商人王永盛和朱裕泰等人曾经铸造过一两重的货币，称作“银饼”。
既然私铸都可以自由，纯度一定的外国银币使用方便，当然受到欢迎。
清朝对于铜钱的铸造，完全采取国家垄断的政策，而对以其为本位的银钱，却一向抱着自由放任的态度。其原因是对铜实行控制可以防止武器制造，而银不能成为制造武器的原料，所以允许私铸，甚至同意外国货币的流通。
清末曾在吉林、武昌、长沙等地造过官铸的银币。但吉林银币未怎么流通；武昌银币铸造了六百四十八万枚，但很快就收回了。大概是因为出现了伪造品。
中国银币的正式出现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当时出现了大量带有孙文或袁世凯头像的一元银币。前者称为“孙头”，后者称作“袁头”。
这些姑且不说。当时流通最多的是墨西哥银币，这种银币因有鹰的图案，所以被称作“鹰洋”。“洋”是洋银，即西洋银币的意思。
这种洋银作为出口茶叶的价款而流进中国，并且直接在社会上流通。国内充溢现银时，平民比较容易生活，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人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压力。
在大量出口茶叶而没有象样的进口商品的情况下，国内的银钱过剩了。不过，中国的市场上终于出现了进口商品，但它不仅不是什么象样的商品，而是根本不象样的商品。
这就是鸦片。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午睡之友（2）
进口印度制造的鸦片，使中国的贸易状况彻底倒转过来。英国想利用鸦片这种新商品的开发，而把常年入超的不平衡的对清贸易正常化。
这个企图取得了成功。
大大地成功了！
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货款数额，远远超过了从中国购进茶叶的货款数额，这样就出现了跟过去完全相反的情况。清朝方面仅以茶叶的出口来抵销购进鸦片的价款已经不够了，必须要用现银来补充。于是，白银大量向海外流出了。
由极端的出超而转向极端的入超——这种异常的戏剧性的逆转，当然给人民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关于白银的外流，准备放在以后再谈，下面想谈一谈鸦片问题。
罂粟之妖
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上说：“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之者。”意思说，前代很少听说过，最近有人在处方中使用。可见中国原来并没有鸦片。opium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吸食鸦片的习惯可能最初产生于中近东一带。
一旦吸上了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