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家子女多，八儿八女，孙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小姐的队伍超过盛家一倍。孙家公子和小姐、太太们，出门赴宴请或是上戏园看戏，呼拉就是一大群人，动辄就是车马成堆。蜂来蝶去、衣香鬓影之中，差点又“惹”出第三“份”亲家来，即盛四小姐盛樨蕙的三公子邵云骏，看上了孙家大女儿孙用慧的大女儿盛毓青（即冠云）小姐（她的名字以留园里的假山冠云峰为名），一对年青人很快就热乎了。可是谁知后来邵家与盛家又打起了官司（据说是为盛四小姐继承财产的份额事）。大人们不开心，孩子们的交往也就受到了限制。后来官司又撤了，据邵家后人说，是“盛家人买通了我们的几个叔叔”。官司不打也就罢了，一对恋人的热乎劲却给他们拖“黄”了，只能算是一门“流产”的姻缘。
第七章 豪门联姻（2）
孙家这门亲家对于盛家来说，实在是非同小可。过太平日子时大家只晓得荣华富贵，风光一时，到了倒霉的时候，亲家之间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危难见人心，孙宝琦就成了盛家向大总统耳边“迂回前进”的重要渠道。
盛宣怀与袁世凯虽说都是李鸿章的亲信，但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一个抓枪杆子练兵，一个办实业弄钞票。可是枪杆子毕竟需要钞票来支持，所以在李鸿章去世之后，他们就成了一对冤家，为招商局和电报局的事情，你争我斗，双方各有高下。后来光绪和慈禧去世之后，盛氏反而更获高升，位至尚书，而袁世凯大概因抓权太切，急吼拉吼的，触怒了摄政王，把他赶回河南彰德老家。而一旦辛亥革命事起，天下大乱，清廷的军队被北上的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大厦将倾，饥不择食之日，只好重新起用袁世凯，就连当年的对头盛宣怀也连发电报，认为挽此危局，非袁氏莫属。结果，袁氏扔掉了钓鱼竿，跑到北京去收拾残局，而盛宣怀却被当成替罪羔羊，被下令革职，被通缉，只好亡命日本。短短十几天即天下大变，人世遭逢，又有谁能预料·
这回轮到盛宣怀回家钓鱼了，但他比袁某更惨，有家而不能回，而是跑到日本去钓鱼了（他在日本主要靠浙江富商吴锦堂的庇护。吴锦堂居神户海边，那房子距明石海峡仅两百米，现在是日本惟一的一座孙中山纪念馆，因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曾住过吴家。盛宣怀居此时，“钓鱼”是有可能的，但主要大概是“观山”，因后来住在神户盐屋山）。
因为那时盛氏所有的财产，包括家族的义庄、义田、园林，都被民国政府查封了，他本人远在日本，对国内只能遥控指挥，所以，他必须请人替他走近袁世凯，向大总统献殷勤！在此紧要关头，孙宝琦成了拯救盛家的好亲家，他不失时机地、竭尽全力拉了亲家一把。
原来孙宝琦与袁世凯也是儿女亲家，而且也是“双份”。孙宝琦的五小姐嫁给了袁世凯的七公子袁克齐，十几岁就订了婚；袁世凯的六小姐袁篆桢又嫁给了孙宝琦的一个侄子为妻。孙宝琦与袁世凯还是换帖把兄弟，说起话来投机得很。
孙宝琦家不仅与大总统是儿女亲家，跟许多皇朝贵族、京卿大吏也是儿女亲家。他的二小姐孙用智嫁给庆亲王奕劻的五公子载伦；三小姐嫁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的孙子；四小姐孙用履被皇帝近臣宝熙看中了，成了大甜水井胡同宝大人家的媳妇；五小姐嫁袁世凯的七公子；七小姐孙用蕃，成了张爱玲的后母，即张佩伦的儿子张廷重的妻子；八小姐嫁天津国华银行的经理崔氏……孙家大少爷娶的是皇室近臣、旗人的女儿，三少爷娶的是冯国璋的女儿，四少爷娶的是盛宣怀的侄女……豪门“串”豪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是自己人。所以，要论在北京通“路子”，孙宝琦的本事要比盛氏大多了。
当年庆亲王奕劻主动向孙家提亲，把孙宝琦吓得要死，他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您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奕劻说：“别着急！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所以孙家二小姐出嫁时所带的嫁妆，原本就是夫家的，只不过先拿过来做做样子，撑足门面罢了。三小姐嫁到王文韶家，更是一件趣事。因孙宝琦与王文韶既是同官又是杭州同乡，为人处事、品性也相仿，于是两人话说到投机处，便将子孙后代来了个指腹为婚。时值孙宝琦的太太有孕在身，王文韶就说：“只要你夫人生下的这个孩子是女的，那就是我的孙媳妇！”结果孩子生下来果然是个女的，是孙家三小姐，于是命中注定成了王家的媳妇。还好这位王家子弟还算争气，后来在汉冶萍公司的北京办事处任职，做了不少具体的事情。五小姐嫁袁克齐也是老太爷们“玩”的“把戏”，老哥俩拜过把兄弟，话说到投机处，也是拿孩子作“抵押”，所以五小姐十五岁时就订了婚，嫁给袁七。 。。
第七章 豪门联姻（3）
孙家是杭州人，之所以在京城里这么神通广大，得助于他的先人。孙家原本就是老资格的京官，而且门风清廉，官场内外口碑极好。
孙宝琦的祖父孙人风是杭州城里知名的教书先生。他的父亲孙诒经，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之一，咸丰十年考取进士，曾入值南书房、毓庆宫，迁任侍讲，又任户部侍郎，佐度支部达十年，几十年京官生涯，有清廉刚正之誉。孙诒经有两个儿子，八个女儿，大儿即是孙宝琦，老二是孙宝煊，曾任宁波海关监督；最小的女儿嫁给外交部长颜惠庆，亦是近现代史上的大腕人物。
孙宝琦的父亲对朝廷有功，孙宝琦本人对朝廷功劳也不小。他最初是因父功而荫任主事，十九岁就当上了直隶道台，督办铜元局。时海禁初开，他不仅本人积极学习各国语言文字，还先后创办了北洋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校，当时吴佩孚、萧安国和陶云鹏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作为随员，护驾慈禧和光绪向西安逃命。因他天生记忆力惊人，读书可过目不忘，又精通英文、法文，所以竟临时充当了朝廷的译电员，不论何方来电，他无需翻密码本，随手可译，再紧急的电报到了他那儿决不误事。于是庆亲王奕劻大赏其才，极力保荐他入军机处专司电报职，由此也引出了儿女婚嫁之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朝廷拿盛宣怀开刀，盛星夜逃离北京，躲入青岛德国租界，时孙宝琦正在山东巡抚任上，盛即与他取得联系。孙宝琦赶紧从济南电发胶州，叫胶州都督设法保护，回头又连发两电，对亲家进行劝慰，通报情况，又安排盛的侄子盛春颐火速赶赴青岛，随时听从使唤。
孙宝琦给亲家盛宣怀发电：“千万勿赴沪，顷电托胶督。照料沪寓，雇印捕为宜。”他知道上海已成风声鹤唳之地，华捕亦未必可靠，所以劝他千万不要回沪，至于保护老公馆，还是“红头阿三”可靠些。隔几日又发电，告诉亲家，项城（袁世凯）已经打了胜仗，“即到京，乱事可想结果”，于是劝亲家还是暂住青岛观望，“尊体亦宜，至祷”。
后来盛宣怀流亡日本，当然牵挂他的家产，因大清帝国已无可牵挂了，所谓“国破主灭”是也。然而平心而论，他更为牵挂的则是他的心肝宝贝汉冶萍公司，那可是他十数年来的心血啊！
武昌起义后，湖北成了革命军的天下，而汉冶萍是大清官僚们办的实业，自然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加上战火的影响，煤运不过来，船驳被征用，即使改用民船运了煤来，也无法卸货上岸，岸上已大乱，码头上已屯兵。况且战事一起，市场也大乱，人们纷纷抛售钞票而挤兑银元。汉冶萍要维持正常开业，必须拿出大量银元来支付，连工人职工也都拒领钞票而要银元。汉冶萍经理、盛宣怀的心腹李维格忙不迭地向上海求援，要求紧急调拨银元，而上海却哄传汉冶萍早被鄂军占领，人已星散，因而银元久无着落。百无出路之际，李维格又动出脑筋，去央告洋行商借，总算临时借到十万银元以解燃眉。然而炮火连天，交通阻断，汉口张家庙车站也被新军占领，汉冶萍铁矿、煤炭无法供应，只能熄火停工了。李维格贴出公告，将洋技师们送回上海，将工人们先打发回家暂避……就此仍不算完，国民政府还要予以查封，并扬言，要没收盛宣怀的汉冶萍公司的股票！ 。。
第七章 豪门联姻（4）
盛宣怀此时远在日本，这回可是“隔海观火”了，鞭长莫及，那心里的焦虑自是没法子说，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叫老亲家为之说项，并且运动他的老部下，保住汉冶萍！
孙宝琦找到袁世凯，对他说，汉冶萍是股份公司，根本不是盛某的私人财产，如果强行收为国有，那不是打击了一大批工商业者了吗·汉冶萍的股东都是江南豪富，他们在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均有股份，没收了汉冶萍弄不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还会影响其它产业，更何况，该企业目前也困难重重，还欠着官款，如果把它收为国有，那么所欠官款日后向谁要去·不如仍旧“官商合办”，于大局并无碍……袁世凯听了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不再动汉冶萍的脑筋了。
汉冶萍地处湖北、江西一带，民国后那儿是军阀吴佩孚和萧安国的地盘，而这两个人当年都是开平武备学校的学生，孙宝琦是他们的校长。他们见孙校长出面来管汉冶萍的事了，所以也不敢存心捣乱了，反而用心加以维护。但盛宣怀仍旧不放心，为长远计，他料定自己心力已大衰，即便将来回国，也不可能事必躬亲地管理汉冶萍，不如就让老亲家打理去，反正是自家人，现在各方面都买他的账。所以，盛就把汉冶萍董事长的位子让给了孙宝琦，由他出面担当一切，并且在北京设立一个汉冶萍的办事处，具体的活儿，就让孙的三女婿，即王文韶的孙子跑腿去。那时，孙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