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3｝“疏入，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郑晓：《今言》，卷四，二百六十六。
｛64｝司礼监居明内廷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之首，永乐以来，掌司礼监者权力极大，甚至逐渐握有“批硃权”（即朝廷最高决策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权力或在首辅之上。
｛65｝《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49）
｛66｝《武宗实录》，卷十八。
｛67｝《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68｝《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69｝《武宗实录》，卷十八。
｛70｝《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71｝《继世纪闻》，卷一。
｛72｝《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73｝这里采用明人笔记《智品》（樊玉冲编撰，於伦增补）的叙事，亦见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与《明史》略不同。《明史》称康李素相“倡和”，关系不错；但《本末》和《智品》所述，似更见人物性情。
｛7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75｝印鸾章：《明鉴纲目》，卷八，武宗毅皇帝。
｛76｝焦竑：《玉堂丛语》，卷之七，规讽。
｛77｝《继世余闻》，卷之一。
｛78｝《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79｝《明史·列传第六十九》：“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
｛80｝杜牧：《阿房宫赋》。
｛81｝《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
｛82｝《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
｛83｝《武宗实录》，卷九十三。
｛84｝《武宗实录》，卷二十九。
｛85｝《武宗外纪》。
｛86｝《武宗实录》，卷二十九。
｛87｝《武宗外纪》。
｛88｝｛8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90｝《罪惟录》，帝纪卷十一。
｛9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
｛92｝《武宗外纪》。
｛93｝《武宗实录》，卷二十四。
｛94｝《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
｛95｝《武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96｝《明史》，列传第七十二。
｛97｝《罪惟录》，帝纪卷十一。
｛98｝《武宗外纪》。
｛99｝｛10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01｝宋起凤：《稗说》，卷一。
｛10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03｝《武宗外纪》。
｛104｝《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
｛105｝《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106｝《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
｛107｝故事并见《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108｝《稗说》，卷一。
｛109｝《明史》，本纪第十六。
｛110｝《武宗实录》，卷一百零八。
｛111｝《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12｝《明史》，本纪第十六。
｛113｝《武宗实录》，卷一。
｛114｝《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
｛115｝《明史》，本纪第十六。
｛116｝《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17｝｛11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19｝《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20｝｛121｝｛12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3｝《武宗外纪》。
｛124｝｛125｝《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6｝｛127｝《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28｝《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129｝《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0｝《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131｝《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2｝《武宗外纪》。
｛133｝《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4｝｛135｝｛136｝｛137｝《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138｝《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139｝《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武宗外纪》。
｛140｝｛141｝《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50）
｛142｝《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143｝｛144｝《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八。
｛145｝《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
｛146｝《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47｝《王阳明全集》（全二册），第4３３页－4３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148｝《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14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150｝《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四。
｛151｝《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152｝《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四。
｛153｝《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54｝《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55｝《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
｛156｝｛157｝｛158｝《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59｝《万历野获编》，卷六。
｛160｝钱宁本人虽非太监，却是已故大太监钱能的养子。他在朱宸濠叛乱中充当内奸。
｛161｝《明史》，本纪第十六。
嘉靖：万岁，陛下（1）
引子
有位古人，四百年后，让北京市副市长兼明史专家吴晗身罹巨祸。
此人便是海瑞。
1959年，为配合4月间毛泽东在上海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讲真话的讲话精神，吴晗写下了以海瑞为素材的一系列作品。首先是6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海瑞骂皇帝》（署名刘勉之），随之又有《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初，海瑞连同这些作品，都颇受肯定。1962年以后，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到1964年，康生指出《海瑞罢官》意在替庐山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翌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名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就此万劫不复。这还不算什么———姚氏大作，实际上掀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果然是一位麻烦不断、“到处惹是生非”①（黄仁宇妙评）的人物。不过，眼下提到他却并非有谈论其人之兴趣，而是想借其在今天一般中国人心中颇为响亮的名头，引出另一人物的登场。
这便是海瑞当年抬了棺材去“骂”，然后被他罢了官，捉到牢里准备杀掉的嘉靖皇帝。
吴晗在《海瑞骂皇帝》里，对嘉靖为何挨骂，做了这样介绍：
明世宗作皇帝时间长了，懒得管事，不上朝，住在西苑，成天拜神作斋醮，上青词。青词是给天神写的信，要写得很讲究，宰相严嵩、徐阶都因为会写青词得宠。政治腐败到极点，朝臣中有人提意见的，不是杀头，便是革职、监禁、充军，吓得官儿没人敢说话。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上《治安疏》，针对当时问题，向皇帝提出质问，要求改革。②
一幅荒怠皇帝的肖像。
说起荒怠，明世宗———年号“嘉靖”———确有那样的时候，不过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远非全部。嘉靖的荒怠发生在中晚年，在此以前，他非但不荒怠，简直还干劲十足，做过一些“惊天动地”的事。
这个人的一生故事丰富，个性也极特出，值得细细了解。单论为人的生动有趣，他远胜于自己的批评者海瑞。《万历十五年》称海瑞为“古怪的模范官僚”，说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③。纯粹从情节叙事看，海瑞这人没有太高价值。如果当年吴晗本意是想写一部引人入胜的好看的戏剧，他应该让嘉靖而不是海瑞来充当主角———当然，我们知道他写作的动机不在戏剧。
好在今天人们对于历史和古人回到了比较天真的目光，可以抱着有趣无趣、好玩不好玩的心态打量历史人物。正是在这样的目光和心态中，嘉靖显示出了他难得的价值。在整个嘉靖年间，他是全中国唯一曾经淋漓尽致展现自己个性的人物；不仅如此，他在古往今来的帝王中间，也以不落俗套的抱负与追求，塑造独特形象。此等人物，怎可埋没，又怎忍将其埋没？
ＯＫ。从现在起，让我们忘掉海瑞。
从世子到帝君
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一命呜呼。他这一死不要紧，远在两千里之外的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却成了龙兴之地。
那正德放纵一生，在位一十六年，御女无数，耕耘颇勤，却从未听说有谁受过孕，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或许只能归之于滥情过度，天不佑彼。
总之，朱厚照撒手而去，留下一个皇储未建、国位空虚的局面。
根据皇位继承法，在没有子嗣时，将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朱厚照的情形相当特殊，他非但没有儿子，自己也是独苗———当年他父亲朱祐樘曾经为他生下过一个弟弟，然而不久即夭折。因此，现在“兄终弟及”原则的引用范围，不得不加以扩大。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向皇太后张氏汇报时指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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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
里面提到的几个人，血缘关系如下：宪宗即成化皇帝朱见深，他共生有十四子，老大、老二都早亡，老三即后来即位为弘治皇帝庙号孝宗的朱祐樘，老四则是封国在湖广安陆的兴献王朱祐杭。朱祐杭生子朱厚熜，与朱厚照是堂兄弟关系。
现在，死去的朱厚照无子无弟，只能上推到父亲一辈最近的堂亲中寻找继承人；兴献王朱祐杭在成化皇帝诸子中仅次于朱祐樘，朱厚熜又是兴献王长子，则皇位非他莫属———这就是杨廷和所说的“序当立”。
可见朱厚熜的继位，完全依照程序，按部就班，一切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