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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的主持下，尽可能支援在外省作战的湘军。留守湖南的湘军也不清闲，王錱等人必须密切地关注湘南，因为朱洪英的升平军刚被王錱所部逼退到广西，广东北部边境的起义军再次活跃起来，试图进入湖南。
广东仁化的天地会，在何禄、陈金刚和陈与义的领导下，于2月份挺进湘南，攻占桂阳。赵启玉率部前去攻打，会军放弃桂阳城，向西南撤退几百里，抵达广西的富川。
在湘南驻防的湘军将领们这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他们想，两广的会军老是攻击湖南，令人防不胜防，湘军何不进入两广，端掉会军的根据地呢？
王錱和周云耀探知富川县城里聚集着各路会军，打算将他们一举聚歼，于是率部出境攻打，遭到会军的顽强阻击，失败而归。
王葆生等人的部队较为幸运。他们担心广东连州的会军再次进入湖南，于4月3日率部跨省攻击，获得胜利，攻克连州城。
与此同时，湖南的西南部，由于听说贵州镇远发生了起义，也变得紧张起来，沅陵和晃县戒严。
这时，各路湘军集中在与两广毗邻的地区，难以兼顾其他方面。左宗棠认为，光靠湘军流动作战，难以照顾全省。于是他决定把各地的防务，交给当地的官府，委任专人负责。
针对广西的防务，左宗棠交给了永州知府黄文琛。针对湖北的防务交给岳州知府魁联。针对贵州的防务，交给永顺知府翟诰。左宗棠在各地倡导了一种风气：谁不向巡抚请求发兵发饷，就是能人，就能得到巡抚的信任和提拔。
魁联其人颇通军事，清廷将他升为湖南按察使。他为人戆直，凡事喜欢争论，不得骆秉章的欢心。骆秉章不让这位新任按察使回省城受印上任。
魁联心想，朝廷如此重用我，难道我还怕他巡抚不成？于是擅自回到长沙。骆秉章不肯让步，弹劾他不管部队，清廷将他降回原官。
魁联不但是降了职，还丢了兵权，骆秉章不再让他统领岳州的部队。
当时，衡永道文格已被清廷提升为广西按察使。这是因为左宗棠对他非常器重，骆秉章向清廷推荐的结果。但是，文格不愿去广西上任，骆秉章参掉魁联以后，便上奏清廷，让满洲黄旗人文格代理湖南按察使，文宗准奏。
翟诰暂任辰沅道，守土有功。他自己募集资金供养军队，不向巡抚伸手，院司非常看重他，极力上奏推荐，清廷将他补为实授官职。
长沙知府仓景恬由于治地有人盗铸钱币，而犯有失察的过失，骆秉章握着他的把柄，所以他对巡抚唯命是从。
骆秉章本人则对左宗棠言听计从，官员的升降，军事上的部署，都要先征询他的意见，才会实行。左宗棠因此大权在握，司道州县的官员，都对他毕恭毕敬。当然，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左宗棠任劳任怨，尽管不少人指责他，他仍然不推卸责任。骆秉章自认才智不如这位师爷，对他更加信任。当时有人评论说，左宗棠善于谋划，骆秉章善于用人，都是贤达。
左宗棠也得到了黄冕的大力支持。这年春天，黄冕在常德开设厘局，接着又得到批准，在长沙设立厘金局。
黄冕的这个举措，就是湖南抽收厘金的开端。
左宗棠让有能力的官员掌握实权，安排朱孙贻任宝庆知府，陆传应任衡州知府。他所重用的人，还有东安的赖史直、湘潭的孙坦、澧州的胡镛、湘乡的唐逢辰和邵阳的邵绶。这些人官声有好有坏，但都敢于管事。
至于省城大政，则有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可以说得上话，其他司道官员只能拱手听命。此后人们谈到军政吏治，都以湖南为榜样，但是树大招风，非议也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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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与安徽接壤的地区，4月份的形势有所变化。由于太平军的活动已经逼近浙江，浙江巡抚何桂清不得不插手安徽东部边境的军务，派知府石景芬率领浙江清军，会同安徽各地民团，攻打歙县和休宁。
1855年，咸丰五年（11）
太平军受到挤迫，从黟县南下两百里，进入江西东北角的婺源。这时，向荣从江南清军中派出邓绍良和周天受，率领援军从浙江出发，会同浙军攻克婺源。太平军返回安徽，撤退到祁门西北一百多里处的石埭。
被罗泽南打退的太平军，从原路向东撤退，攻占兴安，再往东进，驻扎广信。罗泽南的部队随后赶到，一战大捷，三天就攻克广信。太平军撤向东北方向的玉山，逼近浙江。于是，江西的湘军占据了饶州。
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觉得鄱阳湖以东有了安全感。他于5月28日离开九江，进驻鄱阳湖北端东岸的南康，距湖口不到一百里。
他命令萧捷三和黄翼升在江西添造大船，修复内湖水营，由邓仁坤主持制造。他还把江西水师的长龙和快蟹拨给湘军。他将内湖水师分为两部，由萧捷三和黄翼升分别统领。
显然，他想在内湖水师恢复元气以后，杀回长江，重建水上优势，打通湖北，并按原计划向长江下游攻击。
他派特使德英杭布去向陈启迈讨钱筹办火药厂和修船厂，要求陈启迈设法立即拨出二十万两饷银，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将德英杭布奚落了一通。曾国藩忍声吞气，暂时没有发作。
塔齐布的处境也很难堪。他率领五千人留驻九江城外，清廷的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支部队停留在这里，没有作战行动，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多数大臣认为不可放弃对九江的包围，光禄卿王茂荫的意见最为坚决。文宗的意思，也是要塔齐布的部队留在九江，继续围攻。这支湘军与九江和湖口两城的太平军相持，太平军有所忌惮，始终不敢攻击湘军大营。
李元度也跟随曾国藩来到南康。神行太保翁学本来到这里协助李元度办理军需。由于军事紧迫，转运军饷是当务之急，翁学本在鄱阳湖两岸渡来渡去，往返三十几次。
同一个月，湖广总督杨霈在湖北也挪了个地方。他从周边已经出现太平军的德安，向北挪了一百多里，逃往离武昌更远的随州。他听说太平军还在北进，连忙派刘长富带兵到长岭岗阻截，结果被太平军打败。太平军继续北上，清廷的西安将军札拉芬赶来增援，战死在德安以北五十里的平林市西边。
文宗见杨霈如此无能怕死，下诏将他罢官，任命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常恩代理布政使。
与此同时，王国才按照胡林翼的部署，率部进攻汉阳，正要修筑军营，太平军前后包抄，一齐杀来。彭玉麟看到陆师被围，下船登岸，变水师为陆师，反过来包抄太平军，一通砍杀，太平军四散逃走。但是，湘军攻占汉阳的企图没能实现。
湘军水师驻扎在武昌附近，对于太平军而言，犹如骨鲠在喉，于是派出船队从姑塘溯江向上游进攻，重创了湘军水师。曾国藩闻讯，大为神伤。
清军丢失武昌，现在已是第三次了。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他给文宗上疏说，武汉两府一镇，繁华甲天下，总督和巡抚的标兵，荒淫奢侈，怠惰偷懒，不可使用。从咸丰二年太平军打进湖北，到现在不满三年，清军五次大溃败，小溃小败不可胜数。
曾国藩认为，清廷应该改弦更张。凡是要求回归部队的标兵，一概不再接收。凡是曾经溃败的勇丁，一概不予采用。大致说来，偏僻山村的农民，性情粗犷勇悍，水乡的农民则比较油滑。善于用兵的人，爱用山村的勇卒，不爱用城市或水乡的人。如果要在湖北招募编制内的兵员，最好在襄阳和郧县等地的深山穷乡中，招募贫寒劳苦的山民，从中挑选英武猛悍的壮丁，用一些时间加以训练，然后才能得到一支劲旅。
曾国藩还说，古代谋划大事的人，不会因为攻克一两座名城而高兴，得到一两名良将和几千名精锐的士卒，才会欢喜。不会因为丢失一两座名城而发愁，但若失去一两名良将，折损几十名壮士，就会大为忧愁。至于一支精锐的部队，因为劳累而变得疲软，或者因为缺乏军饷而离散，或者因为不和而骄躁，那就更值得忧虑了。所以，湖北的当务之急是另外招募编制内的兵员与勇丁。目前收复湖北的城市依赖于此，以后保卫湖北的疆土也依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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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英和胡有禄的部队于5月21日再次从广西杀进湖南，何贱苟率部跟随。这一次他们改变了旗号，自称太平天国后营。他们接到了罗大纲的邀请函，决定执行太平军的规定，命令部队蓄发，锐意北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855年，咸丰五年（12）
朱洪英和胡有禄分两路进攻。胡有禄与何贱苟率领一路，杀入道州境内，进攻永明。朱洪英率领另一路，从道州和零陵边境绕攻东安。
王錱等人率部从江华火速出兵拦截进攻永明的升平军，使他们无法实现攻击目的。另一路升平军于5月31日攻占了东安县城，击毙清军把总郑玉恩，生擒左宗棠十分看好的知县赖史直。
王錱等部湘军赶到东安，发现升平军兵力强大，防守严密，战事无法速决，便在城外孔明台及两旁的高山筑营，互为犄角。
朱洪英不等湘军站稳脚跟，就于6月13日命令部队出城攻击，摧毁千总赵庆祥的军营，击溃江忠义的部队，迫使王錱率部撤走。
骆秉章接到战报，大为震惊。他说，朱洪英所部与洪秀全的太平军全无两样，蓄长发戴红巾，蓄谋已久，若不能将他们聚而歼之，势将蔓延，以后更难对付。
于是，他和左宗棠调兵遣将，增派一千五百名湘军驰援。
赵焕联、江忠淑和王錱各部于7月5日再度围攻东安。朱洪英率部奋力抵抗，双方久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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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在江西努力修复内湖水师，太平军也在九江制造战船，全部模仿湘军战船的样式。双方展开了一场竞赛。
萧捷三的内湖水师渐渐恢复战斗力，为了夺回水上优势，于6月5日主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