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定要我到南京，就让他们来接收北方军队。如果他们有本事接收北方军队，我就心甘情愿地到南京就职。”在2月15日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袁世凯就以这个作为不能南下的理由。为了证明不是虚声恫吓，北洋军队在北京、天津、保定搞了一次“兵变”，大肆焚掠，最后南方人向他屈服了。
尽管人们知道，那个死守帝都的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条根治恶疾的良方妙药。这种政治制度，成了近二百年无数流血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每一次革命，除了制造一批新官僚填补被推下台去的旧官僚遗下的空缺，几乎完全没有触动权力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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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大国的迷失（42）
这是为什么？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孙文反对把首都定在北京，本身就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对抗。这时，南北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袁世凯的胜利，标志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如故。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中国奠都北京，从此，正如孙文所说，“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刚当上总统的袁世凯，已经沉浸在他的皇帝梦里了。当他还住在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就想着搬进紫禁城，一尝帝王滋味。他一旦有了这个念头，自然会有一班承颜候色的谀臣，替他操心。
于是有人进言，京师最近流行谣谚，即有前清“颐和园”三字和“与乎袁”谐音，兼童谣和名物之兆而有之，可见率土式望，在袁一人，天意人心都是一样。袁果然大悦，并说“过去天子是四海一家，现在我是总统，便三海为家”云云。三海乃指紫禁城旁边的南、中、北三海。袁大头要搬进中南海，坐江山了。
中国人都喜欢说“打江山”。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打的江山谁来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袁世凯坐上了由同盟会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后，几乎毫不迟疑地向南方人开刀了。第一刀，先砍在由南方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身上。
第一届的内阁，由孙文的同乡唐绍仪担任总理。唐绍仪既是南方人，同盟会员，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他的上台，本来带有很浓的“南北调和”色彩。但北洋官僚们对有这样一位南方人，在他们的地盘进进出出，觉得非常刺眼。
这位唐总理其实并无实权，事无大小，都要请袁圣裁。唐绍仪每天都在公府和内阁之间往返奔走，请示报告。他和袁世凯虽相识有年，但并不在其个人、地域与党派圈子之内，属于“非我族类”之列。某次在谈论外交问题时，袁世凯忽然对唐说：“少川（唐绍仪字），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把唐惊得爆出一头冷汗。他很清楚这句话的斤两，但不清楚的是，大总统究竟根据什么不信任他？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南方人吗？
时隔不久，这位南方人，在北京便再也呆不下去了，导因有二。其一，袁世凯主张总统制，以便大权独揽；而唐绍仪则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总统的任何命令，均须国务院通过，始能生效。袁世凯对此深为不满。其二，黄兴曾经向唐推荐同盟会员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在广西揭竿响应，当了一个军政府副都督，后被推为桂军援鄂司令，率军北上，其实因为他是直隶人，被广西人排挤出来，时任南京政府的第三军军长。唐绍仪请示袁世凯，袁痛快地答应了，叫王芝祥马上来北京等候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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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大国的迷失（43）
表面上，袁总统胸襟宽平，度量广大；其实内心深处，阴云重重，气愤填胸。两件事都犯了他的大忌。王芝祥虽为直隶人，但有南方同盟会的背景，袁的卧榻之侧，岂有他鼾睡的位置？6月间，王芝祥正拟束装就道，忽闻一份以“直隶五路军人”名义发表的通电，严辞拒绝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军人干政的恶例，由此开其端，但袁世凯以此为由，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
唐绍仪自觉失信于南方，难免心生怨气，总统既已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他表示决不副署这个命令。没有国务总理的副署，命令就不能发表。
然而，这道命令竟然发表了。
唐意识到，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6月16日，他留下一道辞呈，也不和袁世凯道别，便乘车直奔天津。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天津挽留。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公布《临时大总统宣告暂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暂行新刑律令》，除个别修改之外，几乎照搬前清的法律。随后公布的《暂行新刑律》和《暂行法院编制法》，也都是沿用清末的旧法、旧制。
司法权完全受制于少数大军阀、大官僚，各级司法机关形同虚设。整套司法体制尚未发育，即告进入更年期。以后两年（1913年、1914年），各省的审判厅高等分厅和地方分厅相继裁撤；地方厅裁去三分之二，初级厅则全部裁去，恢复了县太爷升堂审案的旧例，由县知事以兼理司法，省长有监督司法之权。
民国初肇，虽说是百废待兴的过渡时期，但从北京治安管理系统的建构来看，军权至上、军人干政的趋势，已彰彰甚明。
在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有一个军法处，主要负责缉捕、监押、处理革命党人的案件，一向由总办直接向总统请示决定发落。袁世凯是最高法官，金口御断，完全没有斟酌余地。这个机构直到洪宪帝制失败后，才被取消。
负责维持北京城内治安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和军队三个部门。步军统领衙门是清代旧制，民国成立时本拟裁撤，但有些官僚提出，它可以补警政不足，于是便原版保存下来。按法规所定，步军统领衙门主司城门启闭和四乡车捐。但实际上它的权力远不止此，民初张振武一案，便是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军法处处理的。
1919年成立的京畿卫戍司令部，权责与步署、警厅相似，而权力比它们大得多，直属大总统，卫戍军队平时由陆军部指拨；有特殊情况时，由陆军部指派京师附近军队归总司令调遣。必要时，政府得令地方军警长官受总司令指挥。
与军权有关的司法机关，还有陆军部的军法司，本来应属高等军法会审性质，但其受理的案子竟包括抢劫盗匪一类的刑事案。京畿军政执法处也是一个拥有比司法部更大权力的机关，它直接向总统负责，在政府的编制中，甚至无法找到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法规，可见其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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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大国的迷失（44）
军法处第一次显示其无限权力，是在1912年8月对张振武一案的公开处理。
张振武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军事领袖之一，战功卓著，曾在军政府里担任军务部副部长一职。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出任副总统，张振武到中央任职。但张振武到北京后，椅子还没坐热，就被步军统领逮捕，押至军法处，未经正式审讯，便枪决处死。
事发后，国会议员向袁世凯提出质问。袁世凯傲慢地回答：“他自然有罪名，自然要宣布，此事是我袁某的主意，大家不同意，到国会弹劾我好了。”
总统的权威，甚于法律，而军法处就是维持这种权威的恐怖组织。孙中山曾经说过：“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不知是立法机关逼他为恶呢，还是军法处逼他为恶？北方官僚决心不让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因革命而中断。这种决心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不久，便显露出来了。政治上的谋杀和军事上的讨伐，不过是要遏止南方的“叛乱势力”到处蔓延的应急手段，要维持那个属于他们的旧世界万世不堕，根本办法，还是重新提倡尊孔和推广教化。
中国儒学认为一代丕兴，赖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礼乐的陶冶。一个国家的兴亡，并不会因有多少人参与政治而改变，完全是由礼乐的得失来决定的。因此，儒家并不鼓励人民参政，只要人人以礼乐自治其心身，各尽性以成德，政治便可托付给帝王和官吏，从而安人、安百姓、天下平。
这套理论，在汹涌的民主浪潮面前，是旧官僚的救命稻草。
革命对北京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虽然这里改挂了五色国旗，但人们依然过着和光绪、宣统年间没有多少区别的生活，甚至政府中的官员也没有多大变动。唯一给北京带来新空气的是一些从南方来的人。
1913年10月10日，寂静的秋天来了。袁大头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这里以前是皇帝登极的地方。当他坐着八人大彩轿，身穿钴蓝色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来到主席台，从南面入座的时候，俯视着参加典礼的文武百官，一种“君临天下”的欣喜，难免使他目眩神迷。袁庄严地宣读着他的就职宣言：
“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
他告诫国民，建立道德观念是当务之急。“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