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强力进入日本，九州岛的青年藩士在忧患意识之外，还颇有心顺势迎接西潮。吉田松阴（1830—1859）就教育了不少明治志士。他自己在俄国船来日本时，即曾计划登船，请求附舟赴欧。他到达港口，船已离去，未能成行。在皮雷的美国“黑船”靠泊江户时，吉田于夜间登船，亦求附舟赴美，甚至甘心执役如奴仆也在所不辞。因为这一行动，吉田被判入狱，其后又因为尊王攘夷的安政大狱被判了死刑。另一个例子为福泽谕吉（1835—1901），年轻时即入兰学的学塾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随日本第一次外访的考察团访问欧洲，对于西方文化完全折服而遂有“脱亚论”，主张摆脱东方的文明，投入西方，学习列强的制度。这两位日本学者，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大师。他们的观念主导了日本的思想，至今未衰。
日本自己没有原创的文化，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说法，日本没有经历过枢轴时代（AxialAge，指公元前800—前200年，西方、中国与印度等古文明，曾发生思想及文化上的突破）的突破而发展为文明。日本从中国输入文字、儒家与华化的佛教，也学习了中国的律令制度。虽然日本是学习的好学生，但对于学来的文明并没有血肉相连的归属感。过去学唐风，今天学西方文明，反正都是外来事物，犹如脱换衣服，没有剔骨换心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明治维新的措施及后续的发展，日本都可以选择输入：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并无困难。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找到自己在转换之际，如何自我定位。有了一定的定位，即有了全力以赴的方向。明治维新正是重要的转变关口，在此际及此后的日本，这一关口意义，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2）
19世纪中期日本的倒幕之举，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内含十足的中国文化价值。从日本立场言，自满人入主中原，日本认为中国已沦于夷狄之手，日本则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中华的命脉已在日本。日本一直自居为华夏中心，天皇地位宛如国王，代表华夏文化秩序，“夷”则是西洋。日本自认为已不是中国的边缘，而是东洋的主人，相对而言，西方是新的蛮夷。幕府不足以担任“王者”委托的“伯”，是以必须“奉还大政”，让天皇自己主持“攘夷”的大业。
在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后，日本又将西方认作“文明”的境界，斥中国、朝鲜为不足为伍的劣者。这时候，日本自认为的使命是居于“文明开化”的强国之列，然后带领东洋，抗衡“他者”的西洋。为了领有东洋，日本遂自以为有权利也有理由###中国，奄有东方海洋，以完成天皇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的王者大业。这一套逻辑，使日本不断改变立场，但是大和民族优越论的观点是日本自以为是、前后一贯的目标。明治维新之士，大多是浪漫主义的“狂者”，他们为此有全心全意投入的愿望，进而发展为惊人的动能。为了进入“文明开化”及担负领导东亚的责任，他们又附会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理论，于侵略掠夺行为认为是天理！这一层观念，不仅推动了明治维新，而且促使他们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求组织“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始终不肯承认其侵略与杀戮的罪责，是因为他们坚信日本奋斗的目的是为了“东洋”，目的不错，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当然，历史发展除了愿望带来的精神力量，还必须有若干配套的机缘。明治维新不能单凭几十个藩士的主意，还要仰仗西南雄藩的实力，尤其是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都不是德川幕府的军力足以抗拒的。外贸有关的商贾也投入人力与财力，例如“海援队”的组织，提供金钱，支持倒幕的军事行动。正因为有了维新的新政府，日本固有的工商界遂因为财权与政权的结合，迅速顺利地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日本著名的财阀，例如三井、三菱等都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支持了维新，也获得了金权政权密切的结合。
明治维新一举成功，由此日本确立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归属感，建立了全新的国家机器，将政府与民族在天皇的神性中结合为一。万众一心，举国以赴，是以20年内即发动侵朝犯华的甲午战争。那一役，日本竭尽全力，一战击败中国。胜利之后，日本索取中国的巨额赔款，投入军事的经费，又以朝鲜与台湾地区的资源与人力支持日本的经济建设。举例言之，台湾出产的糖、米为日本解决了食粮需求，又赚取不少外汇，释放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使他们转投于工业生产。是以台湾的农业化促成了日本迅速的工业化。日本有了甲午之战的战果，其军力及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遂得以在随之而来的三个时代中崛起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并以此实力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巨大转变，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也将这一个国家带入狂热的侵略行为中，最终为日本民族带来核爆炸的巨大灾难。
第三十六章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更要求中国割让台湾。马关议和，李鸿章请求以更多的赔款代替割台，但是日本志在以台湾为南进东南亚的基地，坚决不肯，并以再开战争为要挟。当时中国的北洋海军已全军覆没，哪有能力再战？于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来对台湾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历史刻痕，于台湾本身、中日关系及东亚整个情势都有重大影响。日本以重兵登陆，接收台湾的人民、土地。台湾官民不愿沦为日本殖民地，成立台湾###国，向清廷宣告独立，不侵不叛，长为中国东藩。然而在日本重兵攻击之下，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侵略者，死伤不下三万余人，其中死于疾病者不少。台湾损失更大，官方报告中国军队死亡一万余人，实际伤亡远大于这一数字。单以嘉义以南，日军攻击扫荡村庄，不加选择，台湾百姓死者不计其数。有的村庄，尤其客家聚落，往往不分老幼，全数被害！有人“走反”逃入内山，死于饥寒疾病者，更不胜计。最不忍言者：台湾长久存在族群之间的争斗，在日军###之时，竟有人乘势侵夺他族聚落的土地田园，也杀戮妇幼，不留活口！
日本以优势兵力，确定了在台湾的统治权。台湾人民的反抗并未停息，延续逾年。在日本已经完全掌握台湾之后，仍有反抗的行动此起彼伏，例如西来庵事件则是规模较大之事件。到了20世纪初，台湾人民虽不再有武装行动，但希望能以议会选举取得参政的权利。林献堂等人的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等人的台湾民众党，都是领导争取民权运动的；然而，不论是温和地向日本当局请愿，或是积极地组织民众，都未有效果。
自从16世纪起台湾已是华南闽粤移民的开拓之地，当地原来居住的族群经过数百年涵化，已经融入人数较多的汉人族群。台湾民风方言，宛如闽南与客家的原乡。然而，这一移民社会带去的大陆文化，民俗成分深厚丰富，而社会结构则有开拓社会的朴质粗犷的特色；大陆文化的上层部分，还未在台扎根。
日本殖民台湾，曾经允许台胞离台迁回大陆。当时离去的都是地方缙绅，可谓社会的领导阶层。再加上日本改变台湾的土地制度，许多垦户失去了土地，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其实也是出租土地由佃户耕种的二级地权所有者，小租户）一变而为社会的上层，他们及其子孙接受了日本教育，多数是医生或律师，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台湾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趋向遂为之丕变。
日本殖民台湾，遵照后藤新平的主张，采取逐步同化政策，一步一步地改造台湾。他计划之中，台湾人接受日本教育，但教育素质不能与日本人的教育相同，重视台湾的中学设施。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湾时，日本子弟专用的中学，师资与设施都远远优于台湾百姓受教的中学。1922年曾实施日台共学，但徒具形式而已。五十年来，台湾百姓不能选举自己的议会，更遑论选出帝国政府的议会代议士了。
按照后藤新平设计的日程，完全同化台湾人当在八十年之后。为此，日本有奖励台湾人的“皇民化”政策：全家讲日语的“国语”家庭，而又愿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则“晋升”为“皇民”，地位超过一般台湾人。然而，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厕身“皇民”的台湾人不过百分之四。太平洋战争中，台湾人参军，也有人因此“晋升”为“皇民”，至战争结束“皇民”比率已到百分之七。按照这一进展速度，大约需要八十年，方可将台湾人完全同化。“皇民”可以担任公职，但是职级不高。日本殖民据台五十年，台湾人至多担任街庄级的职务，在警察系统也不过是“佐”、“补”类辅助之职；台湾人能在州郡级任正职者，五十年内，数人而已。甚至在工商业界，除了所谓“四大家族”（辜、林、陈、颜）拥有巨产，经营多方之外，大型企业（例如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均由日本人经营。台湾人的事业，不外地方性的运输、制造与服务行业。于是，已如前述，台湾的精英层是各地的医生、律师与中学教员。他们均以知识专业为生，接受了日本教育，喜爱日本转输的西方音乐与艺术。这批新兴的精英，即使有人是过去地方缙绅的后代，其文化内涵与生活价值均与其父祖等不同。凡此社会的改变，对于台湾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统治台湾，是在帝国扩张战略中作为南进的基地，也以其农业生产力支持日本本土（内地）的工业化。为此，日本治台政策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