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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起步阶段即获得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同志的支持，并蒙他亲笔赐函指教，获益匪浅；在与《纽约时报》的接洽过程中，承蒙时报亚洲事务顾问刘仕诚先生的多方周旋和鼎力帮助；在制作文献拷贝的工作中得到了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热情帮助；在书稿草成后，又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左步青先生的垂教和指正，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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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2）
郑曦原
2000年4月
引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
1996年秋天，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参观《纽约时报》世纪回顾展。这是个深秋的下午，茂密的加拿大枫叶点点腥红，衬托着曼哈顿蔚蓝的天空。来自大西洋的海风挟带着饱满的潮气掠过哈德逊河，向曼哈顿徐徐吹来，新鲜而清爽的气息弥散在每个人的心中。
图书馆外，那大理石砌成的花台石阶上，密如繁星的小黄花开得飘飘洒洒，仿佛一个金色年龄的老人绽开了微笑。石阶旁，那两头雄壮的石狮精神抖擞，矜持庄重，以英格兰老派绅士的古典气派，紧紧守卫着知识圣殿的尊严。第五大道上车水马龙，人群从世界各地涌来，熙熙攘攘。各个国家的语言混杂在喧嚣的声浪中，震荡着空气，重重地撞击着人的耳膜。
我从市井鼎沸的大街上走进用厚重石头包围着的图书馆，顿时，有一种神秘的安静令人屏息。在展览大厅内，我发现了《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19世纪中后期，中文报纸和白话文尚未流行，《纽约时报》即开始了对中国跨越世纪的追踪报道。年轻的报纸，年轻的国家，刚摆脱南北战争的阴影，还保持着几分“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的清新，对人类的关爱之心也远比今天纯洁。商业的动机，传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以及向东方世界探索和开拓的冲动，都非常强烈。因此，《纽约时报》这个时期的对华报道和评论尚没有老牌帝国主义的狡诈与世故，也少一些对弱势民族的蔑视。
大清帝国是我心中尘封的痛。当我在纽约这个色彩斑驳、变幻如梦的城市，读到外国人对当时我民族之情态很细微的描写时，封闭了好久的疮疤被撕开了，血流了出来，隐藏于心的爱也掀起了波澜。亲爱的读者，这是在图书馆故纸堆里沉睡了百年的文字，今天它醒了，像一轮世纪的新月浮现在我们心中。如此珍贵的一份记录，如此甘醇的一坛佳酿，我想与你分享。
晚清的政治家和全体国民所面临的是国家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机。晚清政治是典型的“危机政治”。从本书提供的一些珍贵史料可以看出，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腐败，而应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体承担。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都像保险丝一样脆弱。我国政治文化向来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与反省。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着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抵抗的重任，这是一个浅显的事实。靠太平天国不能救中国，靠义和拳杀几个洋教士也不能救中国。
国民的教育与觉醒，非旦夕之功。要让一个被孔孟之道驯化了千年的农耕民族从灵魂深处萌生出革命的决心，谈何容易。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希望以个人的血警醒民众，而毕竟看热闹的观者众，升腾起革命血气的勇者少。类似于女人缠足一类的小事，虽然由慈禧下诏禁止，亦难有成效，何况改革政治制度之类的大事，靠103天的“维新”就能奏效吗？晚清时期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当我们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后人谴责他们时，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谴责的这种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仍继承和延续着。
洋人的大炮轰开了我们紧锁的国门，迫使中华民族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必须投入到民族竞争的大潮流中去。过去隐藏了千年的污秽终于见了阳光，过去沉积下来的各种劣根性也暴露无遗。在达尔文主义盛行，视“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为“人间公理”的时代，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孔孟之道的文弱，实难以抵挡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恭亲王奕在甲午战争后期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天真地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亲王大人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炮舰外交的时代，他老先生的“法度”从何谈起？
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3）
所以，我认为大可不必一提到晚清就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人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当我们的文化领先时，长安、北京是世界的中心；当我们的文化落后时，纽约的时报广场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风水轮流转，有什么稀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步的时代，怎么可能孤立而封闭地存在？我们民族在19世纪中叶，由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因此从一个泱泱大国沦落为远东一个边缘的“乡巴佬”国家，这固然不幸之至，然而，也要看到，我们并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亡种亡国，支离破碎的大好河山虽然残缺，但尚有大致的模样，我们并没被完全打倒。最重要的是，我们毕竟在血淋淋的拳击比赛中终于学会了现代游戏的法则，逐步挺直了腰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试想如果没有我国军民从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浴血奋战中一次次惨败下阵，没有全体国民面对列强瓜分和凌辱那痛彻心肺的痛，这个“悠然见南山”的农耕民族会愤然而起，“我以我血荐轩辕”，终于打响武昌首义的枪声，最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开启20世纪中华民族不断进步自强的光辉吗？
我们所付出的不过是国家与民族进步图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看穿了晚清的血泪，才真正感知到我族今日之辉煌。旧闻新读，往事如烟，我们不妨从兴衰成败与功过是非的纷争中超脱出来，沏杯香茶，找个舒适地方，心平气和地读读、想想。毕竟，痛苦已过，国家与民族已渐入佳境，伟大而光明的前程已在足下。
1854年的上海：自由港（1）
1854年4月20日
摘自《北华捷报》1854年1月28日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公告
谨告在华美国商人：
签名于此的金能亨副领事奉命告知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他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获得指令：鉴于目前的形势，只要清国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自由出入港口而无需交纳海关税，那么，美国船只也只需在出发港提交文件，而无需出具清国的海关结关证明。
清国海关对于其他国家船只实施的规定，同时也适用于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这是基于最惠国所享有“利益均沾”的原则，而美国公民的这一权利是由美国与清国签订协议（《望厦条约》）中的第二条所规定的。
（签名）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
美国驻上海副领事
1854年1月20日
根据美国驻华领事于本月20日发布的重要“告示”①，对于美国船只，上海现在成为自由港。如果各国都遵循这一先例，上海对悬挂“其他各国国旗”的船只当然也是自由港。现在，我们将对困扰多时的税收问题做一个历史的回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我们的商人利益攸关，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呼吁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9月7日起义发生时，清国政府在这里的行政权力一分为四。当我们的商人想要借此机会，将自己沉醉在“走私的狂欢”之中时，英国和美国领事却站出来，要求以“白银或是期票”来完付关税，作为船只离港的惟一条件。
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一国政府由于其所承受的不幸而无力行使权利，远不是其他国家忽视该国权利的理由，更不是其他国家因此而获利的理由。事实上，这正是其他国家显示他们诚信的时刻。”而美国领事则毫不掩饰地用最直接的语言告诉他的国人，条约上规定的纳税义务是“没有任何保留或附带条件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条约存在，它就有效”。
毫无疑问，两位领事都是尽责行事。然而，这二位都做得不对。领事们错用了他们的慷慨和同情心。事实上，一个政府的软弱是它自己的错。如果一个政府变得软弱，以致于无法行使它的行政职能，那么，“它的权利”与它的行政能力也就一同消失了。
英国领事完全遵照他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对待虚弱的清国政府，而美国领事的论据则颇有争议。因为依据条约的纳税义务，并不是“没有任何保留或附带条件的”，而是完全依据清国一方履行其义务的情况而定，它是在一定前提下生效的。但英美两国商人必须依照本国政府的规定行事，当美国人为他们领事颁布的法令而争论时，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关于遵守条约义务的道德说教。
最初，英美政府都遵循共同的立场。但是，当清国的道台①在舰队和军队支持下重返上海，力图继续履行他过去的职责时，领事们改变了他们先前的立场。
为了让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我们在此要说明的是，当爽官①重回上海道任上时，他的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