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试图左右夹击。但东门地雷起爆后，西门的地雷却跟太平军开了个玩笑，临阵前变成了哑炮，清军得以从容填堵东门缺口。太平军工兵排除了西门地雷故障后，正待起爆，突然天降暴雨，地雷真正的被淋成了哑炮，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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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渡黄河（4）
余炳焘为了补充兵力，不惜释放城中犯人助清军守城。这一放还真放出了个高人——做过挖煤工人的任随成。任随成久历江湖，智计十分出众，尤工于穴地攻城战术。与左宗棠等高人的见解不同的是，任随成搜寻地道不用盲人，也不用挖坑，只需每日清晨在城上眺望城郊野草，“草上无露则下有地道，远近曲折，一目了然”。怀庆城有此牛人，穴地战术虽号称无敌，却再也无用武之地。北伐军辛苦挖掘的二十余处地道悉数被清军破坏，林凤祥气得暴跳如雷。
林凤祥只顾在怀庆与余炳焘纠缠不休，却不知大队清军已兼程赴援。直隶提督讷尔经额受封为钦差大臣，由恩华、托明阿帮办军务，黄河南北各路清军，均属讷尔经额节制。讷尔经额从河南安阳移师怀庆外围清化镇指挥战斗：大名总兵董占元统北路援军两千人为清化镇屏障；托明阿马步精锐四千人也连夜渡河，进驻怀庆城东，距太平军营地五十里；胜保率领扬州追击来的兵马数千逼近太平军扎营。城外清军总数一万有余，占据怀庆城外重要据点，完成了对北伐军的包围。
林凤祥本来以优势兵力逼迫怀庆，孰料却演变成腹背受敌的局面。太平军驻扎在怀庆城外，无险可据，形势危急。林凤祥督手下兵马，火速建造木城，作为进退攻防的防御阵地。木城是用木料临时搭建的简陋城池，林凤祥下令将附近住宅的门板、柜壁等全部没收，以木板搭成城墙的骨架，木板间以泥土夯实。在木城外挖掘壕沟，木城城墙上开凿施放枪炮的火力口。好在天国的工兵素质较高，不到数日，就建成木城四座。
清军虽然有兵万人，但互不应援，多数部队又缺乏战斗力。胜保的对此认识是“各路官兵之称劲旅者，不过于距贼二百步外以枪炮轰击，贼炮一发，贼旗一动，遂多不敢前冲”，“专恃枪炮安能破垒擒渠？故以之胜贼尚易，以之灭贼实难。”作为一名清朝将领，他的看法很是中肯：清军在枪炮上占据优势，火力比太平军猛，所以太平军的进攻都被清军以炮火击退。但清军积弊已久，根本没有冲锋肉搏的胆量，更不用说出营冲击太平军的营地，因此只能守住营地不失，却不能歼灭太平军，双方在怀庆相持六十余日。
按照杨秀清的意图，北伐军应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以极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直接挺进北京。纵然无法攻克北京，也要把整个北方清军的部署搅得一塌糊涂：“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北方清军总体实力要大大地超过北伐军，然而军队极为分散，一时无###合为大兵团，加之清廷对太平军北伐又缺乏心理准备，所谓“兵贵神速”，北伐军的胜机，在于趁清军尚不及做出反应前，闪击京师。因此北伐军不能与清军过于纠缠，使得清军有时间调整部署，集中兵力。但林、李二人指挥呆板，一味地强攻，在怀庆城竟滞留六十余日，直等到晕头转向的清廷回过神来，查明太平军战略意图，调集兵力重重围堵。可以说北伐之败局，决定于怀庆城僵持的这六十天。
怀庆被围近六十日，城内弹尽粮绝，岌岌可危。但余炳焘却指挥若定，虽“粮食将尽，每人日食面糊两餐，男子系令上城，妇女即面糊亦不能得”，却将太平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挡在城墙之下，甚至一度派出数百名壮丁缒城而出，袭太平军之后。余氏以区区数千之众力拒数倍于己之北伐军，其守城之壮举唯后世“守城名将”傅作义的涿州之战堪与争锋。
胜保等人着急要解怀庆之围，驱赶着坚决不肯出营垒的士兵攻打太平军木城。强将手下是弱兵，清军屡为太平军所破，董占元部更是损失惨重。太平军在战斗中琢磨出了回马枪的战术：“约十余合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谓之‘回马枪’……视官军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两军一合，后军随后一围，如连环之式，用长矛混战”（《虏在目中》）。“回马枪”战术十分厉害，日后在陈玉成手上更是发扬光大，然林、李只徒虚名而已，此时北伐军在战略上缺乏谋划，且渡河时遭到惨重打击，围困怀庆两月一无所获，早已“三鼓而竭”，纵使杨家将复生，这“回马枪”战术也无回天之力。在恩华援军到来后，太平军只得仓皇撤退。据清人记载，怀庆围城太平军消耗十分惊人，“桀悍之徒不过四五千人”。
兵渡黄河（5）
怀庆清军除胜保属部之外，多数不肯出死力与太平军交战，人数上也远少于太平军。太平军竟然围攻近六十日而无所获，除去余炳焘守城有方，林凤祥、李开芳打仗的本领之低下可见一斑。北伐军如此不济，有两方面原因：一则以战斗力极强的两广老兄弟为基干的北伐军从扬州突围就被向荣歼灭不少，攻六合、渡黄河更是损失惨重，在怀庆又屡攻不克；二则前线将领多处昏招，指挥不当，林凤祥、李开芳实在是太平军中第一等的军事蠢材。
太平军在怀庆撤退后，“数十为群，并无大伙”，士气十分低落。清方统帅据此估计，认为太平军以目前四五千人的数量和低落的士气，已无力继续深入战场、攻取北京，势必要转向富饶的关中，以寻求补给。但太平天国高层给北伐军的目标就是北京，林凤祥、李开芳在太平天国决策层地位甚低，没有权力修改战略计划，不敢自作主张，与南京方面的通信已经断绝，无法与南京方面沟通，所以林、李只能硬起头皮拼死执行预定战略，以数千疲弱之师向北京进发。
清方大部军队都调动防御太平军突入关中，山西一带军队甚少。北伐军误打误撞，失利之下意外捡到了这个漏子，故而闪电出击，直取山西。说实话，山西守兵空虚得有点吓人，有的城池居然只有数十老兵驻守。也难怪，大清帝国的版图太大，也不敢多招汉人当兵，无暇顾及处多如牛毛。太平军轻易地取得好几个城池，在当地大力补充，到洪洞时已扩军至五万人，关内“几不能容”。
关于太平军在山西迅猛的扩军速度，在我国历史界向来有不少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北伐军军纪败坏，在北方大肆裹胁，所以军队补充迅速；也有学者认为，北伐军迅速扩大是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缘故。笔者则认为，太平军的扩大，固然有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缘故，但裹胁的因素，却占了很大的比重。
首先，北伐军在北方没有注意发动群众，这是我国历史学界一致的意见，也被认为北伐军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北伐军在北方行程仓促，并没有太多时间宣传太平天国的理念，北方人持重，短时间内也比较难于接受拜上帝教这种与传统大相悖逆的思想，再加上口音问题，北伐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太好。
其次，虽然太平军的到来也推动了北方群众的反封建斗争，不少群众踊跃参军，但“就其（群众斗争）发动的深度或广度来说，都还不如南方”（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的群众斗争》）。太平军与群众的联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一般来讲，南方比北方好，冯云山、石达开等政治水平高的统帅和群众的关系又比林凤祥等武夫好。群众不肯参军支持，北伐军又急切地要补充兵力，不少时候只得采取裹胁的措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辑有京城巡防处审录北伐军人员的供词十七件。除一件系武邑县人杨长儿供称被北伐军“出钱雇去”外，其余皆系供称被裹入北伐军。这些人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去。李开芳在供词中称：“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李开芳这里就提到了北伐军吸收群众参加的两种扩军方式。由于北伐军“一路攻克州县，得些库银以备全军公用，如沿途购买粮草火药之类，战士不携私财，所以银钱并不全带”（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因此不难想象，被北伐军用“银钱邀买”的百姓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自愿加入的百姓则是由于“怕杀”而“跟随”从军。
北方直隶、山东一带是会党起义频繁的地区，反清复明思想在当地很有基础，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北方人长期以来通过白莲教、八卦教等民间组织反清，太平军则独拜上帝，将其他神佛偶像一概视之为妖，“沿路遇庙就拆”，有时甚至“沿途焚庙以志军路”（《光绪束鹿县志》卷三《历代兵事》）。强烈的排他性加深了北伐军与当地群众间的隔阂，使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不如南方那样热烈。北伐军在一些地方难以获得群众的切实援助，又急功近利地采取裹胁的办法，这种隔阂更加极端化。林凤祥、李开芳土匪习气浓厚，北伐军的军纪远不如诸王直属的部队一样军纪严明、与民无扰。林凤祥个性偏执甚至暴戾，出于阶级的局限和狭隘的报复心理，对在北方不信拜上帝教的群众，态度十分恶劣。这些肆意的掳掠行为和清军夸大事实的宣传更加深了北伐军与群众间的矛盾，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尽管有些耸人听闻，却也折射出北伐军在部分群众心目中的不佳口碑。
兵渡黄河（6）
这些被强行编入队伍的平民，除了少数在军营中受到太平军老兄弟的感召而转化为立场坚定的士兵，多数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缺乏立场，反而不时地搞破坏，甚至公开地袭击北伐军。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裹胁，不少北方人非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