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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还将知青按照出身不同划成三六九等，1964年从四川合州下乡的知青回忆说：
知青农场办起没到一年，便驻进了四清工作组。于是，农场一百几十号知青顿时分了等级，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立马有了区分，对红、黑两类出身的知青召开了内容及形式都不同的会。
工作组长是位湖北佬，复员军官，说起话来声震屋瓦。他的口头禅是“枪打出头鸟”，每说此话时，二目放光如手电筒般四射，使人心惊胆寒。依了这位工作组长的分等划类，我们农场里便有了一个应予诛灭的黑帮，这个黑帮由27名黑五类子女构成，为首者便是其父解放前曾任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的何姓知青，被定为农场最大之黑堡垒，由工作组长组织知青围而攻之。戴克学：《老知青###读书梦》，《龙门阵》，1993年第4期。
更有甚者，1963年10月，曾有300多名成都知识青年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叙永县后山茶场落户，一年以后，省、地、县三级的“四清”工作组进驻茶场，不知出于什么背景和动机，便将这批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的知青“娃娃”当成了妄图变天的阶级敌人：
县委工作组长，一位姓王的局长有一次对二队的同学们训话，竟说：“不怕你们这些成都娃娃，你们休想变天！我们有监狱、警察、军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接着，背靠背的揭发、检举、批判会陆续开始了。
很长很长时间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动用那么多人，无缘无故地来对付这几百名种茶的少年，扼杀他们青春的梦想，把他们之中的数十人，直接投入罪犯和贱民的地位，饱受人格的屈辱，丧失青春、幸福、健康，乃至生命。而谁都知道，确定不移地知道，这些人是无罪的！余下的两百多人，无疑也饱受惊吓，紧接着又带着受伤的心灵，接受了随之而来的“###”的洗礼周永严：《下乡周年祭》，《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想看书来
回乡知青的处境（1）
与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受过学校教育，然后一样上山下乡的农村青年，也就是“回乡知青”，人数始终多于城市知青。虽然他们并未被国家划入安置工作的范围之内，对于动员他们回乡，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期工作以后，也几乎不再成为问题。但他们回乡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惑，从性质上说，与城市青年是一样的。这里之所以将他们专门列为一节，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也存在一些特殊问题。
虽然国家自1954年起就大力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但回乡知青数目的迅速增长，是在1960年以后。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青年回乡的走向可以用上下波动的###表示的话，60年代以后则一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了。这当然是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紧密相关的。
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的实施，城乡间裂痕的扩大与加深，都大大减少了农村到城市谋求职业的可能性。甚至原先许多农村女青年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改变自己身份的出路，此时也被基本堵死。因为即使与城里人结婚，也极难改变原来的农村户口，而且如果母亲是农村户口，孩子即使是在城里出生，户口也要随母亲一方，并且会随之遇到诸如没有粮食副食供应、无法在城市入学等一系列困难。
于是，农村青年想要成为城里人亦即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便只剩下三个，一是参军，二是当干部，此外就是读书、升学。只要读到中专、大学毕业，自然就可以由国家将工作包下来，当然也就获得了城市户口。而参军，大多数人复员后仍需回乡，提干只是极少数政治条件好的人才能得到的机会，而且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可见，考中专、读大学，是农村青年实现自己当城里人、挣工资并进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选择，也是当时农村青年的家长最大的愿望。为此，许多父母不惜节衣缩食，卖猪卖粮，送子女到学校去，而当这些子女苦读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又回到家乡种地时，其父母的失望、愤懑和对这个事实的不能接受，都是不难想像的。
可是，对农村子弟来说，走读书这条路，到60年代以后也越来越艰难了。在第六章谈到过，国家于1960年作出规定，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此后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按这个比例规定，能够升学的农村中小学生只有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学生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从农村考入大专和中专的学生，在学校停办后也被一律要求回乡，而这时数量特别多的还有几乎全部停办的农业中学的学生。这都造成愈来愈多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不得不回乡生产的局面。
据团中央1962年统计，全国农村已有高小以上知识青年近3000万人，大体上在1亿农村青年中，4个人中有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生。1964年，全国知识青年总数达4000余万，其中城镇下乡知青仅几十万，在知青总人数中仅仅是一个零头，其余的，都是回乡知青。再举几个具体数字：据北京市的统计，到1962年底，参加郊区农业生产的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回乡知青达11万余，约占郊区农村青年总人数的1／3；上海市川沙县统计，自1957年到1964年期间，陆续落户、回乡的知青达52000余人，占全县农村青年总人数的2／3以上，占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以上，有的公社70％以上的农活是由青年干的。在河北省宝坻县，至1963年底，全县回乡知识青年总数达15000人，占农村青年总数的36％。在教育事业特别发达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解放后陆续从中小学和大学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到60年代初已达7万，占全州农业第一线青年劳动力总数的85％。再有，广西召开回乡知青积代会时提到，到1963年为止，几年来全区回乡知青已达上百万。1964年广东省报道，近3年有56万多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如果从1958年算起，回乡知青总数已达76万人。而据同年湖南省的统计，全省回乡知青人数更多达300余万。
回乡知青的处境（2）
与50年代相比，回乡知青群体的构成，也已经有了可观的变化，不仅有高小、初中毕业生、肄业生，而且包括了高中生，甚至因病或其他原因退学辍学的大学生；不仅包括正规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也包括从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批涌出的民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因学校停办而返乡、随父母精简而回乡的学生等等。由于回乡知青与农民一样，不存在户口、城市供应和日后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算不算回乡知青，也就毋须像对城市下乡知青一样，有那么细致的规定和明确的界限。
作为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并多少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青年，回乡知青在农村人口比例中的增长，对于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国家对此也寄予厚望，即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
这不但对于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不但对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并不只是要他们起增加劳动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起增加革命力量的作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65年5月5日。。
广大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后备技术力量，为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增添了力量。他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贡献，不仅要继承老一辈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新的技术，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
这个评价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但与“###”后主要将知青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再教育”理论相比，对知青在农村所起作用，期望仍是较高的。
这是些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一是回到自己家乡，一是离开家乡到农村去，而更在于前者是农民子弟，后者则是城市干部、工人及市民子女，二者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问题。这一区别源于解放后一直存在且一度扩大的城乡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是五六十年代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且不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事实上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因种种措施的实施，而成为几乎无法填平的鸿沟。于是，回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中的大多数便只能重复他们那些未曾进过校门的父兄的命运，他们与60年代全国的农民一样，被牢牢地禁锢在家乡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难有离开的可能。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本应该使他们成为农村中一支最先进、最有生气的力量，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回乡本应该极大地促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的改进，但在60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排斥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他们的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