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的则基于共同利益，如有个组织叫“六——一、二、三”，参加者是广州市1961年至1963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这是较早响应号召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由于当时这一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中央对具体措施并无一致要求，所以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州市委曾允许他们在农村劳动2年至4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机会，为此还发给每个下乡青年一张日后准许回城落户口的“户口保留证”。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允诺落空了，这引起这批青年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希望凭借自己较为特殊的条件，从一般知青中区分出来，得到些特殊的照顾。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属于这类组织。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长也组织起来，不仅在城市活动，还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去进行串连，如上海知青的家长就曾组织“支边青年家长代表团”，到新疆兵团的农一师“点火”。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长还举行了全市性的###示威，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知青的###。
返城风潮（6）
有的知青组织积极到农村知青中去发展势力，并在城市中设立造反总部。他们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批判“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揭发控诉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时的先进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有些因此而一蹶不振，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知青组织的本来目的，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城”，是在城市安排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事实上，十余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虽然惊天动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但是，越是这种很低也很实际的要求，就越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合拍，也就越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知青们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否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返城”唯一的、必要的前提。而否定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由刘少奇提出来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自196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知青云集北京。当年年底广州市的知识青年到国务院，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回城参加“###”的权利，农业部和农垦局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们，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初，广州又有知识青年到京，专为来批判中央负责安置工作的谭震林；湖南长沙知青派出“汇报团”，拟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上海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也纷纷前往京城，并着手筹办全国性的“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
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人举行###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静坐活动，广东及南方一些省城知青的返城活动，也是从此时起至六七月份，又一次达到高潮的。
知青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对知青下乡后真实情况的披露，在社会上，尤其是有知青下乡的家长心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反响。
（三）参与地方“###”
很多知青都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尤其是1967年春季到夏季，当“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以后，各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又有不少知青参与其中。知青们年轻，无家口拖累，很多人因处境的不如意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欲，这都是容易为人所用的因素。据说仅广州市，就有百余名知青死于这种武斗之中；而武汉市在一次知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突中，知青一次就被打死十余人。但是，尽管有很多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仅是一面之词，或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由于无法核实，这里几乎没有哪一件可以拿来列举，如据说宁夏十三师的北京、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但我们既无法查实其准确人数，也无法找到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轶闻传说难得入史，这里便只能从略了。
可以证实的是，全国兴起武斗的第一声枪声，就是从知青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响起的，当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愕然震惊了，时间是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是建设兵团农8师的驻地。农八师在“###”爆发前的1964年到1966年3年间，共接收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前来的知青2700余名，人数远不能与农一、二、三师相比，但这个新兴城市是兵团总部所在地，驻有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以及工二师、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6年底，北京和其他城市就有红卫兵到这里频繁串连，上海支边青年的家长也到此来串连点火，使它成为新疆地区风暴的中心。
从1967年1月开始，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车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夺权，从1月17日至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8个单位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造反派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独立团支援，独立团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被造反派夺去枪支弹药若干。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部分部队调进师部，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又进行枪战。双方共打死24人，伤74人。
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小组的《简报》，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军区认为是###歹徒，中央###小组认为是一起###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月11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作出对新疆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12项决定。结果是有1000多人被株连，6人被逼死，几十人伤残，农八师216名团级干部，靠边被斗的就有165人，占总数的763％，直到1979年才被###参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农八师垦区志？石河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年一：《大###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等。。据说曾经有知青多方调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结果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尚未正式###《风刮不倒的红柳——记支边青年袁明》，《新疆青年》，1979年第2期。。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据国外观察家宣称，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120万，仅广州就有3万知青回城，约占知青总数的2／3。但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到华北兵团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肃兵团去的天津知青都谈到，当时“回城闹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专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腾，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经被抄，父母被斗、被关，回城也没什么意思；还有很多本来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家庭关系不和而下乡的，更有不少本来就是没家的孤儿，回城也没有活路。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有的认为因此而免去了“###”的折腾，像躲进避风港，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总之，就“回城风”而言，南方比北方刮得厉害些，尤以广州、上海、湖南为甚。
反对经济主义（1）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不仅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量农村青年以及农民，也都在“立即取消城乡差别”的要求之下，成批地涌入城市。卷入这股浪潮的，还有要求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三年灾害时期被动员下乡或支援“三线”建设的内地、城市工人等，中央将这股浪潮，统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据揭发，这股浪潮的兴起，是由于江青的暗示与鼓励。但实际上，这正是解放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后遗症的一次总爆发。但是，毛泽东发动“###”所要解决的，根本不是这一类问题。这些人四处建立群众组织和联络站的活动，不仅使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更加混乱，而尤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矛头所向和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当时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制止这一倾向的继续发展。
知青的活动也被划入经济主义范围而加以制止。事实上，早在1966年底，经济主义的浪头还未涌现的时候，中央对于知青的各种做法就已有所警觉，尤其当他们越闹越甚，竟至要建立全国性知青组织的时候，中央已经感到了真正的危险。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这类组织和他们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足以使中央苦心经营多年的安置工作毁于一旦，而无论革命如何发展，上层领导如何变换，大批城市青年不到农村去，又能到哪里去呢？对于知青的组织必须取缔，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回绝。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农村去。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有人问到他能否建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很策略的，只是说，现在还是串连时期，就是全市的组织看来也只是部分的组织，这样的时期要经过一个时期，一派不能自命地代表全市，更多的意见现在不好提。12月，尚未被“揪出来”的国务院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则劝告知青不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说，你们的总部就是全国安置工作办公室，还有总理办公室，是总理任命的，你们能取代他们？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决不可能控制一百多万人。他的劝告，当然被知青当成了耳旁风。而此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也已经被一批又一批心怀怨愤的知青们连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