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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史很奇怪，第一个巧合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在抚顺，清朝的末帝爱新觉罗·溥仪，战犯管理所就在抚顺，这当然是历史的巧合了；还有一个巧合，清朝的第一个皇后叶赫那拉氏，就是努尔哈赤的妻子，蔡东藩《清史演义》第二回有一段，说努尔哈赤要修堂子，挖地基挖出一个石碑，上头写了几个字：“灭建州者叶赫。”我可以郑重地说，满文材料、汉文材料、朝鲜文材料没有这个记载，纯属于蔡东藩先生编的历史故事。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清朝第一个皇后是叶赫那拉氏，清朝最后一个皇后就是光绪的皇后也是叶赫那拉氏。宣统他没有皇后，因为他结婚的时候已经不是皇帝，因此不算了。所以，清朝最后一个皇后是叶赫那拉氏，第一个皇后也是叶赫那拉氏。从这个角度来说，蔡东藩的话也还有点意思，这也还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有人说这是天意，还是人意？我说就是历史的巧合……”
阎崇年的讲法实在说得有些暧昧，他完全掩饰抑或忽视了一个事实：家天下是没有出路的了。
隆裕是位理性的人物，她在两难境地中，选择放弃，这符合母仪家天下的角色。
从帝制的角度来看，皇后、皇太后在平时依附于夫君、儿君，但在非常之时，君主或无能为力，或力不能及，她们就负有为国家、朝廷救危解难的责任。此时此地，她们是独立的，所以必须独立地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有些是凭着能力，化险为夷；有些是迫于身份，出面承认事实。
隆裕，她是样样都兼顾了。
空前绝后的殊荣
我们这位因不堪重负而背驼（姑且戏言之。据阎崇年说“既瘦弱，又驼背”）的女人，当她将清室退位诏书一公布，全北京沸腾，街巷楼阁遍悬中华民国的五色旗。
人们真的相信，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已经到来。全国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之中，到处是表达喜庆和欢悦的鞭炮声和锣鼓声。
隆裕在宣布清帝退位之后，史书说她“长期忧闷，以致积郁成疾，竟于1913年2月22日凌晨，病逝于长春宫。年仅46岁。”
隆裕尸骨未寒，她的皇嫂们便积恨怒发。《龙之婚恋》的作者余启新写道：
辛亥革命成功后，这时宫中改由瑜、瑾等四妃当家。四妃和隆裕素来不睦，甚至四妃长期屏于“冷宫”。及隆裕一死，四妃以溥仪的四位“皇额娘”的身份抬了头，甚至瑜妃曾指着隆裕的死尸狠狠说：“你也有今日！”对于隆裕既如此，对于隆裕生前最宠信的张兰德当然更不用说。据说那时张兰德正在给隆裕穿孝，因见到瑜妃时，未得到好颜色，他心中一怕，立时回屋换上了便服溜出“神武门”不辞而去了。
那时虽然已成立中华民国，“清室”的威令早缩限在南自“乾清门”北到“神武门”的一隅之内，但张仍恐四妃对自己不肯甘心，便在张勋辫子兵的“保镖”下逃到徐州，暂在其把兄弟张勋处避避风险，不久见四妃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迫害，才由徐州到天津英租界去做“寓公”。
另据载，隆裕死时，身边只有宣统帝溥仪、临时总统袁世凯、内务府大臣世续和两三个宫女。隆裕死前曾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又对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
隆裕：南北对峙中的帝国女人（4）
3月31日，溥仪尊谥隆裕皇太后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
民国政府对隆裕的去世十分重视。总统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日，文武官员穿孝二十七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二月二十六日休会一天。二月二十八日为祭奠之期。
袁世凯臂戴黑纱，举哀致祭，并出赙金三万元。国务员荫昌奉总统之命到皇极殿几筵前恭代致祭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等民国要员一一前往皇极殿吊唁。
许多军政要员纷纷致电清室，对隆裕的病逝表示哀悼。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唁电中说：“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视天下不私一生，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也对隆裕献上敬挽：“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
在吴景濂的倡议下，三月十九日在太和殿召开了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着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着。殿堂内摆满了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
能享有如此空前殊荣，且具有如此现代特色的中国皇后，这是绝无仅有的。
隆裕虽然在突围之后香消玉殒，但她无异于获得一种圆满的解脱。据《清史稿》和《清末宫廷女宫德龄回忆录》形容：“隆裕皇后个性温和，也不爱管事，对史书颇有涉猎……”“但是听说是个貌寝（即面貌难看）……光绪宠珍妃，从此不入皇后寝宫。”另据金易《宫女谈往录》载：“一天，皇后进见完毕，皇帝吩咐她‘请跪安吧’，连说三次，皇后不肯，于是光绪暴怒了，奋起身来，用手一抻皇后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双玉发簪子都摔碎在地下了。这是光绪临死前十几天的事。可以说，至死他们两个人的仇恨也没有解开。”然而，面对国难当头，坚忍的隆裕竟能说出“悔不随先帝早走！”面对“九夏沸腾，生灵涂炭”之际，竟然敢挺起胸膛，把几千年来所形成根深蒂固、固若金汤的家天下，以政治家的眼光，和平地拱手相让了。尽管她是“乃实不得已也”的，可毕竟是个石破天惊的、泰山石敢当的壮举。
隆裕，不仅成全了清室保留帝号，成全了袁世凯，也成全了民国。在她去世不到半年，袁世凯脱下前朝的官服，穿上现代化制服荣登中国正式总统宝座了。
其实，隆裕是位以“率真”自许的人。这可以从她在长春宫过着短暂的“退处安闲，优游岁月”的郁闷时光里写下的条幅上，窥见她那时候的心境：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世无奇但率真。
隆裕是一个有德操、母仪天下的帝国女人，也是一位能够焕发永恒母性之光的人。
她敢于冒着骂名、冒着屈辱地宣告亡国，了断南北对峙，这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勇气，还是一种宽容，一种千古绝唱的帝国女人的宽容。
今后的历史，再也无法重现或者模拟这样一个“处世无奇但率真”的人了，而且，当“率真”的心灵被日后接踵而至的武力割据后，宽容在中国从此便旷日持久地缺失了。
任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已然成了帝国女人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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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
溥仪，和他萎缩的帝国，在弱势中不断消长，这也是各派政治及势力的消长。最终，溥仪一再心仪的帝国消亡了。
这原本是崩溃了的帝制，只因历史时代的人物，大多还舍弃不掉。尤其是溥仪自己，更难割舍“皇帝”的称号。
深受帝师影响的“人君形象”
在大民国“小朝廷”的年代里，溥仪的复清思想，源于帝师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庵，晚号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闽侯）人。1911年6月奉朝廷命派在毓庆宫授宣统帝读书。辛亥革命以后仍矢忠逊清皇室，不忘“皇恩”，甘当遗老；长期与溥仪相处，既是“帝师”，又是“智囊”，深受倚重，对溥仪前半生的经历有过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亲见、亲闻、亲历的故事，渲染当年“太平天下”的景象。陈师傅的这些说教，最后还要归结到溥仪身上，一面让“小皇上”“敬天崇祖”、“尊君亲上”，一面又以“龙种自与常人殊”开导之，使其养成“舍我其谁”的帝王思想。
陈宝琛也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善于识别“贰臣”。据溥仪回忆，陈宝琛曾列举许多“贰臣”的名字，如既当民国总统又兼清室“太保”的徐世昌，既为清东三省总督又任民国奉天都督的赵尔巽，既已官至清朝江宁布政使并暂护两江总督又接受民国总统委派出任参政院参政兼参议、顾问的樊增祥，既已当了清朝的道台又出任民国印铸局局长的易顺鼎等等，认为这些人都不是伯夷、叔齐，他们做了民国的官，拿了民国的钱，是遗老中的变节分子，只能列名于“贰臣传”。面对袁世凯上演“洪宪皇帝”丑剧的一幕，陈宝琛更认为是大叛逆，指袁世凯为“元凶大憝，自作孽，必不得善终”，同时为溥仪安全计，又暗中替他求神问卜。陈宝琛这种辨别忠奸的观点，深深地影响着溥仪。后来，庆亲王奕勖去世时，其家人递上遗折，请求谥法。溥仪厉声拒绝说：“奕勖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两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勖手中，怎么可以给个美谥？”事后溥仪将此事告诉陈师傅，乐得他连声赞叹：“皇上跟王爷争得对！争得对……有王虽小而元子哉！”
《我的前半生》中有一段话：“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事实并非如此。仅以怎样当好人君为主题的小论说文，溥仪就写过许多篇，如后来刊于《文献》的《汉元帝论》、《孟子言仁义不言利论》等就是。溥仪在《论＜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还在篇首特别加了一句：“余因陈师常责何不作文，万不得已作文一篇曰……”可见陈宝琛督励之严。
溥仪此文写得有声有色有情趣，正是陈师傅培养的活灵活现的人君形象，引录如下：“余读《左氏传》，至郑伯克段于鄢、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