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队行动的俘虏闻讯后，有一个少将和八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皮定钧沉思片刻，点点头答应了。
葬礼在村外的一座小山上举行。树丛下安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是从一个地主家里买来的，花了400元钱，颇为华贵。棺材旁边担架上是张灵甫的尸体。曾经跟随张灵甫南征北战的九名将校级军官，成半月形跪在担架旁，向他们的老长官作了最后的告别。也许既悲于老师长的战死，又悲于自己的被俘，他们低头饮泣，有的甚至号啕大哭。
六纵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主持了下葬仪式。皮定钧目睹了葬礼全过程，最后他对九名军官说：“这就是你们师长的下场！他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说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我们，而是七十四师，是张灵甫本人。你们应该想想这是什么原因？”
说到这里，皮定钧用手指了指野猪旺，指了指莽莽苍苍的沂蒙群山，激动地说：“为什么你们国民党到了苏北，到了山东，每到一个村庄，老百姓都跑得精光？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老百姓都给我们粮食，给我们抬担架。你们可以问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
九位国民党被俘军官低头聆听着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课，可惜他们的师长张灵甫却无法听到了。一直到死，张灵甫满脑子装的仍然是封建的“忠君报国”那一套，可悲地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棺材盖打开，里面放着军被。两个战士把张灵甫的尸体抬入棺材。下葬后，坟前树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
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之墓。
与此同时，中共新华社还播发了消息，希望其家属到该处收尸。
没有人收尸。
正在上海坐月子的王玉龄被隐瞒着。
事后有记者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王玉龄说：
“他的朋友啊卫士啊，都瞒着我。时间长了，隐隐约约的，我就很奇怪。因为张灵甫打仗的时候一般不打电话给我，但是会发电报，拟个稿子，让译电员发过来。有时候战场上电话可能不通，电报一般总是通的。他在外面打仗，几乎每天，不是有电话就是有信啊电报啊回来。所以那阵子我就很奇怪，好像一下子，什么音信都没有了，好像这个人就丢掉了，问周围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其他太太们其实都知道了，但是据说产妇在月子里不能受刺激，所以她们安慰我，说打仗的时候，打得太激烈了，没有音信很正常，从前打日本人时，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们是能骗一天就骗一天，直到他的随从杨参谋，被俘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被放回来，我记不清是8月还是9月了，他把那封信带给我，我才确定。”
张灵甫：名将与他的绝色佳人（9）
王玉龄说的那封信指的是张灵甫亲笔写给她的绝命书。
杨参谋即杨学房，参谋处高级参谋。
但杨学房送这信时，已是8月下旬。那时，张灵甫已重新安葬。据王晓华等编的《蒋介石十大文臣武将大结局》记叙：
国民党的追兵占领野猪旺后，奉命将张灵甫的棺木挖出后直送南京。棺木运经淮阴时，棺内尸体已臭不可闻，遂将棺木埋葬在淮阴城南公园北侧。
蒋介石为“褒奖忠烈”，又特地下令在南京玄武湖畔为张灵甫建造了一座大石墓。不过，据说这是一座衣冠冢。
蒋介石对爱将张灵甫之死如丧考妣，认为是他本人“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他下令追授张灵甫为陆军中将，并将英国赠送的一艘904吨驱逐舰命名为“灵甫号”。
1947年8月13日，国民党在安徽滁县举行了“剿匪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并宣布整编七十四师重建。蒋介石特地送了一个横幅，挽匾上写“河岳英灵”四个大字，并派杨学房少将代他宣读了祭词。
蒋介石的祭词洋洋洒洒数千言，宣布张灵甫是死于“自戕”。
花痴、自发性和乌鸦嘴
张灵甫不赌不嫖，不善烟酒，对登徒子很不屑。他虽对部下慷慨大方，但也把他们管得很死，士兵在驻地如与当地青年女性多说话，亦会受军纪处罚。有一次，他的师文工团团长拐带了别人的老婆，他查明后，吩咐执法队砍头示众。有人说他残忍，可是这个号称残忍的将军，居然喜欢古玩、摄影、养花种草。在南京的时候没仗打，他在家门前种了一地花草，即使行军打仗，只要在某处稍微多驻扎几天，住处四壁就要裱糊一番。名轴满墙，鲜花盈室。
更奇怪的是，当年他在南京的家要搬到西华门别墅区去的时候，他已经被老蒋推上了内战的最前线，这个急先锋正在淮阴与解放军打得天昏地暗，竟然还有闲心，抽空画了新家的装修图寄回家，标示如何布置，尤其是花园里的花坛，自己精心设计不算，还详细交代该种些什么花草。直到孟良崮战役大约两个多月之前才得空回一次新家。一进家门，他上下看了看，长叹一声道：“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上太太亲手布置的自己的家……”
可惜张灵甫只住了几天，就又匆匆为老蒋披挂上阵去了。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回来。
在这之前，还在74师刚打下淮阴城的时候，师部借驻在一家民宅大院，这家人院子里有许多盆栽。一天清早，参谋们醒来，但觉满院清香，出来一看，原来这家人种的昙花一夜间盛开。张灵甫手提照相机，正在流连花间，不时俯身对着花盆取景拍摄。那时74师上下正沉浸在淮阴大捷的喜悦之中，于是有人对张灵甫说，昙花难得一开，师部刚进驻就昙花骤开，这是在为师长祝捷。张灵甫站在花坛前，拍了一张照寄给在南京的太太留念，背后是盛开的昙花。他的太太说，后来有人说这也是不祥之兆：昙花一现，美则美矣，但马上就凋谢了。
张灵甫秉性耿直，对蒋介石说话也直言不讳，有一张乌鸦嘴，往往一语成谶。
1944年底，他到重庆陆军大学进修期间蒙蒋介石召见，除了唠家常，当然也要谈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之类的话题。张灵甫不仅对党国有研究，对中共、对沙俄、俄共也有研究，对老蒋说，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之叛乱，若抗战胜利，彼必乘战后疲敝，起而叛变，望早为之计。老蒋早说过，日本痫疥之患，中共心腹大患，听学生如此进言，自然龙心大悦。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两党中均有乐观论调，以为和平真会马上降临。张灵甫却对部下说：“国共不并存，当体察政府苦心，努力备战，挽救民族，切勿为谎言所误。”
内战刚开打后，还占着上风的张灵甫又说开了丧气话：“###战略战术均优于国军”，“年余将死无葬身之地”。进了山东，他给家人写信，历数国军败绩，说山东战区到处贴有标语曰：“活捉张灵甫”，然后写道：“他们要活的，我就给他个死的。”有位好事者说：“这不是乌鸦嘴又是什么？”
好像演了一出“蔡文姬归汉”
发生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吴强所著的《红日》打成“毒草小说”，因为从《红日》中读得出张灵甫“杀身成仁”的况味。紧接着，20世纪70年代初的电影《红日》也作为毒草批判而播放，尤其是家喻户晓的影片《南征北战》，那个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国民党军张军长，其原形也正是张灵甫。
张灵甫：名将与他的绝色佳人（10）
然而，“文革”尚未结束的1973年，张灵甫的###、曾先后担任过两届华美协会会长的王玉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秘密地接回广州。据相关资料说：
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从侨胞口中得知王玉龄情况，命黄华设法找王玉龄，邀请她到北京访问、观光，欢迎她叶落归根。最初王玉龄有点犹豫，正式接到黄华的信后，终于打消了顾虑。她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广州观光，接待她的外交人员转达国务院的意见：王玉龄何时想回大陆，可随时签证。1973年9月王玉龄飞抵北京。周恩来在病中安排时间，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王玉龄。周恩来言辞恳切地说：“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灵甫是我的学生。我们没有把他争取过来，我有责任！”周恩来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有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给王玉龄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周恩来又安排王玉龄到几个大城市进行秘密参观。沿途不仅有很好的保护措施，而且所到之处都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以后王玉龄每年都去北京访问一两次。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5月，王玉龄再次访问北京，邓颖超和罗青长、熊向晖等热情接待。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王玉龄，亲切地与她谈心、话家常，关心她的生活。
在张灵甫当年死时，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曾有痛失之感。毕竟，他们之间还称得上师生关系，只是政见不同未相与谋。但对张灵甫的###，他给予相当关注。
对于王玉龄1973年回国的情况，在美国作家写的《佳人》这本书里，说她是受朋友之邀从美国到了澳门，而后似乎又在比较懵懂的情况下被请到广州；可是也有报道说，王玉龄是正式接到由黄华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信，才下决心回国的。
对当时的实际情形，王玉龄回忆说：“周恩来大概很早，尼克松访华回去后，就在做我的工作了，就是请我朋友写信给我，邀请我回北京，说你再不回来，四合院都拆光了，你就看不到老北京了。可是按照那时候的说法，我先生是反革命，我怎么敢回来？我就很客气地回了信，说要到你们那里去啊，签证比较困难，假设能够拿到签证的话，我就回来。没多久，黄华就写封信给我，说如果我没有改变初衷，他就愿意给我签证。我在办公室里讲这个事情，周围人就开玩笑，说大概有人想Get Rid of You，把你骗回去杀掉你。
“我就写了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