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即预备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向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汪的提案为预备会议通过，决定由蒋介石筹备，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周佛海随蒋介石之退而退，也随蒋介石之进而进。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周佛海辞职，由南京回到上海。旋即应戴季陶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事变发生后，他又回到上海。由于蒋介石即将重新上台，指定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即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主办《新生命》（1）
蒋介石下野之后，不仅为其重新上台在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准备，而且也为其上台进行舆论准备，为其实施*统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在他下野之时，就指令周佛海、陈布雷、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等人为其创办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周佛海等人把这个刊物，起名为“新生命”，作为月刊，定期出版。
《新生命》杂志于1928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由“新生命书局”发行。地点在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19号。1930年12月停刊，共出三卷，总计36期。它的创刊与停刊，如周佛海在停刊号发表的《三年来之本刊》一文中所说：“本刊的创刊，是在全国督促本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的时候。本刊的休刊，是在全国属望本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之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是对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背叛，但《新生命》月刊却以宣传与鼓吹所谓孙中山先生的“三*义”相标榜，宣称其主旨“在与反动的右倾与危险的右倾相斗争，为全党建立科学的三*义的理论。”44由戴季陶撰写的《发刊词》也声称：“阐明三*义的理论，发扬三*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
周佛海作为《新生命》月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创刊号，周佛海发表了《今后的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特点》两篇文章。
在《今后的革命》一文中，周佛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反蒋各派，尤其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他声称：过去的一年，国民革命军的努力，发展到长江、扩张到中原和西北，中国的版图三分之二以上，都隶属在*帜之下，因此，“过去的革命，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成功。但是事实上，党的主义和政策，没有实行，党的信用，因而堕落；党的轧轹和分裂，继续增长，党的中心，因而失坠。党的信用坠落和党的中心失坠，使党的环境更加恶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艰难。”
周佛海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却污蔑是由于“有些地方，政权党权，为共产党徒所劫持”。他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
那么，今后国民党应该如何“革命”呢？他说，首先在民众运动方面，必须打破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即他所诬称的“把持”。在党的方面，“就是要建设党的理论，严密党的组织，实行党内无派的原则”。所谓“建设党的理论”，就是要“确定一个三*义的中心理论”。45也就是说，要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斗争。
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他的三*义学说；只有重新解释的三*义，才是孙中山先生三*义的精髓，而且这种三*义是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的三大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将二者分裂的三*义，都是违背孙中山先生本意的三*义，是假三*义。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含义是明确的，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周佛海却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答复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其“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而且，他说，即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论，也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说*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是“此路不通”。也就是说，在中国既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只能由反动的统治者“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46
主办《新生命》（2）
接着，周佛海又在第2号和第3号上，分别发表了《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两文。
周佛海竭力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一文中，在大谈近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主义”之后，宣称：“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主张国内一切半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甚至宣称国民党的民权主义，是一种“全民政治意义”的民权主义等等。
在第1卷第11号和第12号上，周佛海连续发表了《三*义的本体》和《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两文。他在文章中，以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大谈所谓“三*义的本体”；竭力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阶级的存在，剥削和压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必然引起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绝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乃至民族间的一律平等。他宣称“第一，*、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不过是民生问题的表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问题。第二，民族、政治和经济他们本身发生和发展，都是以民生为最后的动因，所以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动力，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三*义只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三*义的出发点，在解决民生问题，三*义的归宿点，在保障民生。所以三*义，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手段。”47
周佛海自知他的这一套“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有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由此而发生的阶级斗争，以至民族间的侵略和被侵略等社会现象。于是又以《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根本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为文，对谬论进行“补充”。他声称：“民生的含义”，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与意志；第二，是人类求生存的技术与方法。”在这“两个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的技术”，这是“社会进化的决定动因”。他说：人类生活的历史，“乃是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乃是和自然争支配的历史；社会进化的历史，根本上，乃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历史。”因此，“人类要维持生存和改良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要提高生存技术”，否则将“终为自然所消灭，强烈的生存欲望，只有落空。”照周佛海的逻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绝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只要一心提高“生存技术”，就可以满足和实现“生存欲望”了。
除此，周佛海还先后发表了《评日本人论三*义的原理和实行》（第1卷第4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6号）、《日本的危机和我们的努力》 （第1卷第7号）、《革命青年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第1卷第9号）、《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及建设事业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10号）、《中国经济问题之三*义的考察》 （第2卷第3号）、《总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第2卷第6号）等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三*义的基本问题》、《三*义论丛》等小册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主办《新生命》（3）
与此同时，1928年4月1日，还由《新生命月刊社》出版了周佛海所写的《三*义之理论的体系》。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到同年8月1日，便连续三版印刷，3个月中，便销售了4万余册。
周佛海在该书的《自序》中，曾对此书的写作意图及成书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本书的著作，是发意于广州，拟稿于武汉，着色于南京，继续执笔于上海、广州、南京，最后完成于上海。
民国13年5月，我从日本返国，应戴季陶先生电约，赴粤襄助中央党部的宣传工作。旋为广东大学聘为教授，一直到14年12月，才离开广州。14年3月13日，得到消息，知总理已逝世于北京。当时感觉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总理所留下的主义，正待我们去发扬光大，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动机，要把总理的主义，分析综合，而著成一有系统的书。这便是著作本书的发意……但是14年12月，因反对鲍罗廷破坏广东大学而离粤。此后任教武昌大学及武昌商科大学，因为教务冗忙，这种志愿，终没有达到。15年9、10月之间……其时我服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书傍午，更无暇从事著述。16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笔者）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