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我仍奉命出发。熊天翼（式辉）做行营参谋长，在南京开了几次幕僚会议，筹备一切，好像在5月底就出发赴南昌。从此国民党内部的战争，变成国共之间的战争了。”69
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分三路“围剿”红军。周佛海说：“南昌行营，设在百花洲的省立图书馆。我便在百花洲畔，找一个临湖的平房寓居起来，并约以后曾经煊赫一时的杨畅卿住在我寓。虽然说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是军事仍是主要力量。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布置完毕。开始包围的同时，一面仍策划对西南的问题。”70
但是，正当蒋介石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之时，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蒋令。9月初，粤桂军出兵北上，分袭江西、湖南。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任前锋，占领祁阳、郴州等地。面对此种形势，蒋介石便急忙赴武汉布置*西南的军事。蒋到武汉两三天之后，便电令周佛海即行前往。周佛海说：
我到汉口的任务，就是要我草拟*陈济棠的通电和告将士书及民众书。我心中暗想，对西南的军事要发动了。71
粤桂军进入湖南后，蒋介石急调顾祝同军开赴衡阳堵截。13日，双方在衡阳交战，粤桂军攻入城内。正当双方打得火热之时，日本关东军却在9月18日，炮轰沈阳，发动了对东北的侵略战争。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付新的事态。
周佛海说：
在汉口不过四五天，一直回到南京。在南京一个多礼拜，又乘舰赴南昌。军舰到了湖口，蒋改乘水上飞机先行，我们仍乘原舰，到第二天清晨才到南昌。总部的副官来接，说：“总司令上午就坐飞机回南京，请主任今天下午至迟明天动身回去。”我真莫名其妙！发生了什么变故吗？何以这样急呢？跑到总部一问，却原来是沈阳事变发生。我因为杂务待理，等第三天才和何敬之（应钦）、陈真如（铭枢）——陈是来奔走宁粤和平的——同乘飞机返京。72
“中统”、“军统”
宁、粤之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得不停止彼此争斗。9月21日，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人，携带他给汪精卫等人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粤方亦积极响应。9月30日，宁、粤双方在广州会谈。粤方提出蒋介石下野，取消广州国民政府，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国民政府三项主张。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和秘密交易之后，11月7日，宁、粤和平会议达成实现统一的协议。12日和18日及12月3日，蒋介石派及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分别在南京、上海和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除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全部连任外，按比例分别补选新的中央执监委员。
在南京召开的四全大会的选举中，周佛海以占代表90％的票数，当选为第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从此，便进入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周佛海获此荣誉，当然是与他蒋介石的心腹之地位分不开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逐步一一打败对手，建立起他的*统治，除了依靠一支庞大的军队外，再就是靠密如蛛网的秘密特务组织机构。
国民党最初的秘密特务组织，是分由两个系统组成的。一是由国民党党务系统人员组成的“三*义青白团”。但这只是一个领导核心，其公开的名称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逐渐发展起来，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俗称“CC系”的中统特务组织。一是由黄埔系人所组织的“复兴社”，即后来以戴笠为首领的“军统”特务组织。
“青白团”成立较早，始于1928年2月，即蒋介石兼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之时。蒋介石虽名为部长，实际不直接主持其事，由副部长陈果夫主持一切。“调查科”科长，为陈果夫之弟陈立夫，陈字的第一个字母为“C”，故称“CC”，即陈果夫、陈立夫之意。“青白团”除二陈之外尚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以及周佛海，共计9人组成。“青白团”除通过“调查科”，进行情报调查外，还对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实行严密控制。在国民党“四全”大会前，周佛海虽然既非国民党中央执行或监察委员，又非后补执监委员，或任何部长、副部长，但却列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就是因为他是“青白团”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缘故。
“复兴社”是由国民党军事情报组织演变而来，成立较晚，始于1932年4月。其核心人物主要出身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刘健群等。周佛海因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和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因此也属“黄埔系”，成为“复兴社”的领导人之一。这样，周佛海既是“CC系”的核心人物，又是“复兴社”的最高干部，一身而为两个秘密组织的领导人，这是其他人所不具有的。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决定取消该两组织，由“青白团”推选5人，由“复兴社”推选出4人，组成9人最高干部会议，周佛海则又是这个最高干部会议的组成人员之一。
镇压徐中学潮（1）
在宁、粤、沪三方四全大会开过之后，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由于粤方委员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的要求，为了摆脱困境，1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陈铭枢赴上海，迎请汪精卫、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下，他准备下野。
15日，蒋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及甘肃等省政府的人事。换上其心腹和实力人物；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甘肃、宁夏、青海的宣慰使。
接着，经过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是日，蒋介石发表辞职通电，宣称他的下野，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但是，“虽系辞职，仍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随即赴奉化溪口。第二天，便入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的再次下野，仍是以退为进。虽名为下野，但不仅军权实际上仍在其控制之下，而且又通过几个省政府的改组，重要的省市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中。因此，在蒋下野，孙科继任行政院长之时，无论在财政、外交以及人事等方面，孙科都不能有任何作为，在万般无奈中，只得辞职，而代之以蒋汪合作的政治体制；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成立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
1932年1月28日，在蒋介石复出，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之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市民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英勇抵抗。
3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是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等军政要人，相继离开南京、渡江北上。
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举行，周佛海随蒋介石前往参加。周佛海说：“在寒风凛冽之中，乘着专车赴洛阳出席会议。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地方，我还是初次瞻仰，但见黄沙白草，满目荒凉，怀古之情，不禁油然而生。”73
顾祝同就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之后，邀请周佛海前往协助，经蒋介石的同意，1932年1月4日，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3年10月3日，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继顾祝同任江苏省省长，但周佛海仍任原职。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前夕，江苏省政府由镇江迁往苏北的淮阴。时周佛海早已离开南京，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往汉口，实际上与江苏省教育厅脱离关系，但直至1938年8月9日，才将其免职。至此，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共计长达6年8个月之久。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上海、南京等各地学生，及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了*措施，1931年12月10日，在南京向示威学生开枪，造成了“珍珠桥惨案”。惨案发生后，各地学生继续罢课，示威*，抗议国民党*学生的暴行。
周佛海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就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而且他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要平息学生的抗日怒潮。周佛海上任伊始，就大肆鼓吹学生只应闭门读书，而不应关心政治。 txt小说上传分享
镇压徐中学潮（2）
1932年2月，周佛海在他创办的《江苏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敬告青年》。他在文章中，以青年学生的指导者的口吻，教训青年学生说，对于抗日，不能只凭一时的“兴奋之感情”，尤其需要有“明静之理智，以分析之险恶之环境”不仅需要“热烈之忠忱”，尤其需要有“精强之实力，以驱除当前之敌”。他宣称青年人的救国行动，必须本着以下三个宗旨：第一，必须服从政府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即必须“统一意志，集中精力，整齐步伐，于一个整个的指挥领导之下”，而不能“人自为战，心自分野”。他说，如今政府已确定外交方针，国民自应与政府一德一心，援助政府，以为外交之后盾，而不应有任何反对政府之行动。第二，读书就是救国。他说：青年人救国，“不在消极的奔走呼号，而在积极的探真求实；不在一时的紧张兴奋，而在永恒的艰苦坚贞。尤不在消极的罢课辍读，”“青年救国轫之读书。”第三，必须要有忍耐精神，日本侵华由来已久，国难并非自今而始。因此，“青年切勿因目前现状而悲哀，亦勿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