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教育厅颁布了《江苏省社会教育机关推行生计教育具体方案》。周佛海在《推行生计教育弁言》一文中称：
本厅对于生计教育，向极重视。年余以来，其所孜孜努力者，如恢复省立苏州工业学校，以为江苏新工业之基础；奖励私人设立初级职业学校，以期职业教育之普遍；充实省立普通中学兼办各职业科之设备，以求教学效率之增进；整理并改进省公立各职业学校，以求学校工厂化，学生工人化之实现；联络各企业实业机关，以期学校与生产打成一片。并且提出：今后“无论大中小学，均须加重职业训练，务使教育生产化，生产教育化，凡由学校毕业之学生，皆可以单独谋业”。91
《推行生计教育具体方案》规定：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及农民教育馆，均须推行生计教育，并须负责研究试验推行生计教育之方法，对生计教育的具体内容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1936年6月，周佛海在《江苏教育最近之动向》一文中，对他主持江苏教育以来的情况作了如下总结。他说：自他承担教育行政以来，一切似已入于正轨。其应整顿者，亦已整理就绪；其应改进或发展者，虽因经济或其他事实关系，未能尽如理想，然就大体言，尚觉稍有成效。
周佛海具体列举了在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义务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关于中等教育，他说，最注重者为精神体格之训练，提高程度与充实设备三项。关于初等教育方面，除注重提高质量外，努力谋量的扩充，故年来推行义务教育为江苏省教育厅中心工作之一，入学儿童已有所增加。92但他承认江苏省学龄儿童400万，入学儿童只有130万，占33％；失学儿童为270万，占67％。他说假定每年能增加10万学生入学，假定江苏人口的出生率不增加，那么要到27年以后，义务教育才能普及。93关于社会教育，则注重强迫识字教育，以期逐渐扫除文盲。94
民众训练部长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式后，全体委员往礼堂门外，分别立于台阶摄影留念。但当摄影完毕，与会者刚刚转身复返礼堂继续开会时，有位名叫孙凤鸣的“晨光通讯社”记者，却从相机中拿出手枪，朝着立于第一排中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连连开枪。由于汪精卫是在转身之中，所以他的左颊、左臂及背部连中三枪，枪响之时，汪精卫应声倒地，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连连开枪，将孙凤鸣打倒在地。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急忙下令用急救车将汪精卫送往鼓楼中央医院抢救，并封锁会场，不使人出入。通过对采访许可证等各种线索的追查，查出此事系晨光通讯社所为，随即将该社人员逮捕或通缉，追查人犯。
依照通常的情况，全体中央委员摄影，时为中央常务委员的蒋介石，当然应入座合影，但事有凑巧，蒋介石因故未能下楼参加摄影，而晨光通讯社的这次谋刺活动，是经过长期策划，周密准备，其谋刺的对象恰巧又是蒋介石。这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对内*反人民，致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不满。由于谋刺对象蒋介石未在现场，谋刺计划又不能不进行，所以刺蒋不成，便改成刺杀汪精卫。因为汪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具体推行者，被刺也是罪有应得。
但是，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要员不了解此中内情，而且蒋又不到场，更增加了他们的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
汪精卫被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枪伤不甚严重，不致有生命危险。经住院治疗，相继将左颊及左臂大部分弹片取出，消毒缝合，很快痊愈，但背部子弹因夹于5、6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11月20日，汪出中央医院，赴上海，往德国医生诺尔医院继续检查治疗，终将左颊残留弹片全部取出，但背部子弹仍留体内。
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6年2月19日，汪精卫根据德国医生诺尔的建议，乘船离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汪精卫的赴欧，标志着自1932年1月以来，蒋汪合作体制的解体。由于汪的辞职，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陈公博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陈公博的辞职，其遗缺经蒋介石的提议，由周佛海继任。这样，周佛海便轻易地由一般的中央委员，而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机关，担任实际的领导职务。
民众训练部，顾名思义，是对民众的组织与训练，而民众组织不外乎壮训练及青年训练；而青年训练，又主要是学生。当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所以主要是对学生运动的防范与控制。所谓训练，不过是宣扬国民党政府的各项政策，迫使学生遵守与服从自己。因此，周佛海的主要任务，便是往各大、中学讲演。民众训练部只是一种公开的名称，其实际活动又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如军统、中统等密切配合，相互协调。
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各界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12月12日，身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武装扣押了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
时在德国疗养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立即启程回国。汪精卫本来以为蒋介石再不会安然返回南京，因此，国民党的军政，非他主持莫属。但是，在船行途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于此，汪精卫取蒋地位而代之的企图化为泡影。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时，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并同船往上海。1月18日，汪由上海飞抵南京。20日，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由于汪精卫的复职，所以汪派人物也经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出任各项职务。民众训练部部长本为陈公博，现在陈要重新任职，因而顺理成章，仍任其为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职位有限，陈公博要出任，周佛海只得退任。
2月21日下午，周佛海从陈布雷那里得知，蒋介石拟改令陈公博任民众训练部部长。闻此消息，周佛海说：“此事在余个人并无得失关系，前年得之意外，今不能谓失之意外。”话虽然如此，但内心却很不是滋味。是日晚饭后，当他与好友包惠僧谈及“个人升沉得失，离合悲欢”时，“不禁感慨系之”。95从接任到卸任，周佛海只当了一年稍多一点时间的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真可谓短命的部长。
低调俱乐部（1）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
侵吞华北，征服中国是日本由来已久的对华政策基调，卢沟桥事变不过是日军为实现预定计划，为武装侵华制造借口。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20余里处，是北平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咽喉，卢沟桥的得失与否，不仅关系到北平、天津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华北的安危，中华民族的安危。
七七事变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强烈反响，全国人民一致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行径，坚决支持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高潮蓬勃掀起。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地将领也纷纷致电中央，要求对日抗战。
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挽中华民族于危亡，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体现了全国各界民众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那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佛海表现如何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佛海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正准备前往庐山，出席由国民党中央召集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界名流谈话会。
周佛海是指定为出席庐山谈话的人员之一。7月10日，他在镇江召集教育厅师范各科教学进度表编订委员会会议并训话，接着向教育厅各科下达在他赴庐山期间应办理的各项事务之后，离镇返南京。7月12日晚，他随参加庐山谈话的众人，如青年党的曾琦、上海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赵棣华、杭州《东南日报》主笔胡健中、立法委员杨公达等，由下关同船前往九江，于13日中午抵达庐山。
庐山谈话会于16日上午在庐山图书馆举行，首先由汪精卫就政治问题，如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问题作一“引论”。接着参加谈话会的张君劢、曾琦等相继发言，阐述对宪政问题的意见。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演，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一贯的方针和立场。鉴于华北局势的严重，蒋介石即于20日下午离庐山返南京。周佛海也未等谈话会全部结束，亦于22日下山，下午飞抵南京。
国民党内部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处置，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对立的抵抗与妥协两种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申述了中国政府酷爱和平，“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蒋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