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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作为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拟定与实施，却对抗战抱如此悲观的情绪，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按照汪精卫、周佛海之流的主张，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抗战的前途和结局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成为亡国之奴隶。
11月23日，周佛海一行抵达汉口。25日，即偕其妻离汉赴长沙。正当周佛海在长沙为其妻子儿女的安置问题，忙碌不止之时，12月3日，却意外地接到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联名打来的，让他立即前往汉口的电报。周佛海虽不知因何事让他赴汉的，但猜想一定与时局有关。因此，心中万分喜悦。他在日记中写到：“殆时局有转机欤？极度烦闷之时，忽得此电，似炎热中饮凉剂，为之大慰。”135于是立即起程，赶赴武汉。
周佛海的猜测是有一定根据的。11月5日，陶德曼的第一次调停，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失败。但是，此后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已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华中地区的日军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方向推进，南京的沦陷已是为时不远之事。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在11月15日结束的布鲁塞尔会议，仅仅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的政策的决议，对中国无任何实际的补益。因此，日本认为，利用其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这种胜利形势，是迫使中国接受其要求的大好时机。德国由于自己在中国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因为日本在反对苏联方面，对德国来说也有很大作用，因此，也不愿日本削弱或被困陷在中日战事里。由于这种原因，德国便又乘机开始其“调停”活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促“和”失败（3）
11月26日晚，陶德曼在汉口面告孔祥熙，称德国政府愿负“调停”中日战争之责。28日、29日，他又先后访晤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宠惠。谓奉本国政府之命，特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并希望直接向蒋介石面达。孔祥熙经向仍在南京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请示报告，并得蒋的同意后，遂派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前往南京谒蒋。
在陶德曼前往南京的途中，即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也在柏林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要他转告本国政府：“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136
陶德曼于12月2日抵达南京，是日下午5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在问明日本的条件是否还是与上次所传达者一样，并在得到陶德曼的肯定答复还是一样之后，仍然表示：“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他并且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如下意见，即：
（一）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
（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137
从蒋介石的上述谈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蒋介石所谓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在陶德曼明确表示日本的条件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作出的，并且其中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条件，而这一点，直至12月22日，才由广田向狄克逊作了说明：“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遗漏了”。138 第二，蒋介石并没有因军事的失利，而改变原来的立场，仍然坚持华北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得侵犯。
但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对陶德曼的第二次“调停”活动，却大为兴奋。高宗武等人电告周佛海立即回汉口，就是在得知蒋介石已经与陶德曼谈话之后，他们以为蒋已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中日和平已经有了可能的情况下作出的。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34次会议，听取了徐谟关于陶德曼调停经过的报告，意在促使蒋介石接受陶德曼的调停。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在其发表的《举一个例》一文中，还公布了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目的在于表白与日本谈判和平，已是当局一致的决定。这也确实反映了汪精卫当时急于与日本求和的心态。
实际情况却与汪精卫等人的估计相反，日本绝不会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而蒋介石也不可能接受超出陶德曼所传达的日本方面七项条件以外的任何要求。“调停”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至12月11日，召开国防参议会时，便宣布拒绝日本的要求。周佛海得知此消息后说：“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会议尚未结束，他便提前退出，139 随即向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报告经过，密谋对策，但都想不出打破时局的办法。
12月12日，中国守军退出南京，13日南京失陷。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认为南京的陷落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战已经失败。14日，日本首相竟公然声明，国民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了。华北日军亦于是日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22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交了对中国政府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期要中国政府在年底左右，明确表明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宣称将逐步扩大和加强已成立的北平伪组织，使其“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140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更进一步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并与之调整关系。
1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根据12日行政院会议的决定，向陶德曼送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请其转达日本政府。复文指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否则，“不知日本方面的详细要求，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又不能表明任何意见。”14115日，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向陶德曼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条件。16日，日本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公然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将扶植已成立的傀儡政权，并与之调整日中关系。18日，中国政府撤回驻日大使，日本政府亦于是日撤回驻华大使，两国关系于是断绝。汪精卫、周佛海促“和”活动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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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研究会（1）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中日关系的断绝，虽然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和平运动”遭到挫折，但是，他们不仅不就此停止其与敌谋取妥协的企图，反而变本加厉，并把他们的组织，从无形到有形，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的罪恶活动。
1938年1月，在汪精卫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从其名称上看，该组织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其实不然，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而且是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与资助的半官方机构。
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他的目的即宗旨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陶希圣自己作出说明吧！1939年1月，陶希圣在写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信中说：艺文研究会的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142说穿了，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专为对内*，对外‘主和’，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之所以鼓如此吹*和主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有关。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他们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更对抗战前途无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当时的民众抗战情绪，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相反。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都在武汉办公，而且，八路军也在武汉设有办事处。1937年12月1日，*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已在武汉公开出版。1938年1月10日，*又在汉口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各种进步刊物，如《全民周刊》、《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由于*中央长江局领导与组织，以及各进步团体与进步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汉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这种情景是汪精卫、周佛海等投降派绝对不愿看到的。
从当时的国共关系来看，两党合作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有着较为融洽的关系。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该会下属的政治部部长，并要*中央长江局副主席和*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担任该部副部长。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