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义显等人的提议，也是周佛海的怂恿，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
由于徐州会战的进行，西义显的“和平”提议，未能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和响应，但他并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后，极力鼓动高宗武去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他对高宗武说：“如果您能决心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日本当局建议的话……与影佐直接取得联系，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实无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内部确立实现和平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你也应去日本，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174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陈布雷，再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175
从周佛海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蒋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授予他命令者，只有汪精卫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同时被任命为将要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国民党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其主要任务仍然为处理政务。
汪之所以要高宗武秘密去日本，是事出有因。原来，早在3月间，日本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就已经开始了对汪精卫的工作，即要汪出面成立政府，代替蒋介石与日本谈判和平。此后，意大利大使还明确向汪精卫提出三点希望：“（一）汪亲自秘密去日本；（二）如果不能去日本，就给近卫公写信；（三）中国乘机表示决心参加防共协定（使中日交涉容易进行）。”176
汪精卫深感战局的不利，对此提议是非常赞成的，但他又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为此，曾派其亲信人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答复意大利大使说：“（一）汪秘密去日本不可能，难于实现；（二）现在从苏联那里接受飞机和其他军事援助，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参加防共协定；（三）如果能得到意大利国的秘密保证，汪可以写一封长信给近卫公；（四）在起草给近卫公的信时，希望能在意大利方面的斡旋下，知道日本方面的大致条件；（五）在发送此信的同时，也准备通告英国大使。”177
从拥蒋到反蒋（3）
所谓“近卫公”者，亦即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高宗武赴东京，实际是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交涉。
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曾说：“忆前年4月与（梅）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宅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编《国际问题》，直至6月23日才飞往汉口。在4—6月间，只有高宗武前后两次往返香港、汉口之间。如果周的回忆仅仅是把时间记错了的话，他既然可以与梅思平商讨实现“和平”，收拾中日时局的办法与条件，那他当然也同样可以与高宗武商谈，而此事也一定与汪精卫商量过。不然，为什么梅思平会与汪精卫共同推测高宗武赴日之结果呢？
从周佛海所说收拾时局的四条件看，与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蒋的条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日本是要国民政府更换人事，改变联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后来，汪精卫也正是根据这种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八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与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谈的，因为没有当时的记录，他本人始终未有过任何说明，因此，难于完全了解。但是，根据当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确定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主持“和平”交涉。
影佐祯昭在他所写的《曾走路我记》中说：“我和高宗武在箱根会见了两次。我记得高宗武是这样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78
今井武夫回忆说：“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板垣陆军大臣和多田参谋次长等进行了会谈。当时我参加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高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盼方案已经死心了，他改变态度不再提出这个主张，只是热心地专门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179
高宗武于7月15日左右返抵香港的，但他一直不往汉口报告。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指陈布雷——笔者）亦无所闻，为之焦虑。”180周佛海回忆说，高宗武回到香港后，曾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又是背着蒋介石去日本的，因此他没有勇气回汉口报告。他想自己必定会遭逮捕，不然则将不能从汉口脱出了，于是他便将报告书交由周隆庠送回汉口送交周佛海。
周隆庠是在7月22日下午由香港飞抵汉口的。周佛海得知后，立即召其来谈。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宗武派周隆庠迭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5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181
从拥蒋到反蒋（4）
关于这一情节，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
我接到其报告书看了一遍之后，便认为要立刻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我这样一说，汪先生却说出：“这是没有关系。”遂仍照原文交给蒋介石看了。182
从这些记述与回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是由日本还是由高宗武首先提出要汪精卫“出马”的问题，毋庸置疑，是由日本方面提出的。否认国民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1月16日以来，日本一贯的灭华方针。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屈服”的必要条件。12日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5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中，也都把蒋介石下野，分裂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使中国“屈服”的条件。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汪精卫；分裂或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人选，在日本看来，也只有通过汪精卫才能实施。
第二，汪精卫所以敢于让写有“汪先生”名字的报告，不加删改的交给蒋介石看，既说明他决心充当日本的侵华工具，又说明他有恃无恐，妄图凭借日本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
那么，蒋介石对此是何种态度呢？7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有：“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但他并未具体写明蒋的态度及处置办法。只是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蒋介石在看过高宗武的报告后，便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事前已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183
如果周佛海的回忆是真实的话，说明蒋介石当时不知底里，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当成一般问题予以处置。“但是经过三天之后，蒋介石便招呼陈布雷，以怒气满面地说出：‘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184
这说明蒋介石的态度是很明确和坚决的。但是，周佛海并未由此停止其通敌活动。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其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其使用。他说，由于蒋介石下令停止付给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愿负责任的我，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当时我因为担当宣传工作，所以便将宣传费的内中，每月提出了3000元给他用，并请其‘暂时再观形势吧！无论如何你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185
周佛海敢于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并擅自从宣传部的经费资助高宗武留在香港，继续暗中通敌，说明他与蒋介石之间，在坚持抗战还是与日本谈判和平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深。这种政治上的分歧，必然发生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这就是由拥蒋而转变为反蒋。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种态度的变化越来越强烈，以至最后促汪反蒋，另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