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分为两极端的阶级——最富的资本阶级，和最穷的无产阶级——而对立。”阶级对立的结果，必然爆发革命。“而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实现。”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不会自然发生，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他举例说：“社会主义不先实现于美，而先实现于俄，人家都以为是他（指*主义——笔者）的预言不中，其实由他学说的全体看起来，乃是当然的结果。俄国于资本制度发达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来行积极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就因之实现。美国虽然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动还未发生；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不过都是部分的、消极的，若照这样下去，我恐怕美国的资本制度，就是再经几百年，还是依然存在，还想什么社会主义实现。”
周佛海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出版）上，发表了：《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狄克推多与农民》、《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三篇《随感录》，指出社会主义是经革命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革命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先发，多数人附和，绝没有由大多数人先发，少数人附和的。
1922年1月，周佛海撰写了《自由和强制——平等和*》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发刊）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与平等，*与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假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有产阶级的专政，而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和平等。
在此之前，周佛海还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并在《向导》周刊第2卷第57、58期上，发表了《英国劳动党成功之经济的说明及其社会主义之关系》等文章。
纵观周佛海在这个时期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人和组织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出席中共“一大”（1）
1920年夏天，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心利用暑假回沅陵探望母亲。周佛海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决定，是与他翻译与写作而得到的稿酬分不开的。据他讲，由于他翻译《社会问题概况》一书，就得稿酬大洋120元。他投给《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的文稿刊出后，稿费也非常丰厚。他说，当时所得的稿费大部分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同时也留一部分准备暑假回乡省亲的路费。暑假来临，他将存款打一打算盘，除去往来路费外，所余无几。他想做一套西装，算来算去没有钱做，于是只好穿着学生装回国。
当时，统治湖南的是安福系走狗、皖系军阀张敬尧。他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无恶不作，被人民称作“张毒”，并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进行*，因而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群起反对，掀起了“驱张运动”。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当他到达上海时，谭延辏А⒄院闾璧南婢胝啪匆⒌耐罹徽剑绞陆粽牛缆饭Ｈ薹ɑ叵纭Ｔ谖蘅赡魏沃校愕胶贾萦瓮妗！暗轿骱≡谥枪拢咳粘胧椤⒖词橥猓愫图父雠笥鸦⒌巧剑惺本固胶杏斡尽Ｎ骱浇拿ぃ挥胁坏焦摹５俏骱奶烊燃恕Ｏρ粑飨潞螅讶绕瓷涑隼矗绕渚醯谜羧取Ｗ×巳龆嘈瞧冢蛭炔豢赡停怨榛氐缴虾！！�11
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有相当名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被迫弃职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也因此迁到上海出版。
周佛海由于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当然为陈独秀熟知。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问题，得到陈的同意。既然要建立共产党，就必须约请赞成*主义的人士，共同商讨。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
周佛海曾回忆说，当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维经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 党’。”12
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有关此事的具体经过，如维经斯基的讲话内容，参加谈话的人员等等，因为没有原始的记录，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周佛海讲，当天讨论时，没有结果。由于张东荪不赞成此事，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但周佛海和沈雁冰是赞成的。他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出席中共“一大”（2）
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是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13
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了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这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周佛海回忆说：“1921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当时，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他说：陈独秀由于受陈炯明之聘，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没有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存统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14
周佛海所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不完全的，据各方面的材料证实，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外，还有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代表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也于会前赶到。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5出席会议的除上述13人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张国焘主持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也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时，突然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最后不得不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进行，并结束了会议。关于这段情节，有关出席会议各人回忆，不尽一致。据周佛海说：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16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汉俊家开会。
出席中共“一大”（3）
但周佛海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原因是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