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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公宠臣景监的举荐下，商鞅献上了一套“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变法计划。秦孝公大为赞赏，决心实行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实行连坐法和推行县制。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第三，避私斗，奖励战功。
其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尤其是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有了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得到解放，没有军功即使是过去的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待遇，破除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建立了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商鞅变法（2）
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为国作战的勇气。而攻城略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愈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
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秦国迅速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了“天子致胙”，连周天王也送礼给孝公，封为“方伯”（一方诸侯领袖），“诸侯毕贺”，各国纷纷前来祝贺的军事强国，成为当时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崛起的秦国首先拿魏国开刀，多次打败魏军，甚至攻占了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名声大振。魏国尽割西河之地与秦求和，又不得不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躲避兵锋。魏惠王后悔地感慨：“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变法的结果虽然令秦国变得强大，但变法的过程却相当曲折。
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之初，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所辩论的内容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在这个辩论中，商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孝公听了他的话，坚定了变法的意志，说：“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垦草令即《商君列传》所说的“变法之令”。
商鞅重法，变法初期，为在百姓心中打下有法必依、令行禁止的信念，便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在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广而告之，有人能移至北门则赏十金，开始根本没人相信，于是商鞅将赏额增至五十金。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一胆大的人卷起衣袖将木头搬到北门，果然如数拿到了赏金，于是百姓炸锅般奔走相告，说商鞅变法绝不欺假，令政必行，于是变法得以推行。
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举行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封建化更加深入。秦孝公兑现当初《求贤令》中的许诺，重重地赏赐了他：封商地十五座城邑。从此人称商君。
商鞅相秦19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但商鞅此人，用法刻薄寡恩，不看情面，一切以法律和制度为旨归。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因而得罪了众多宗室贵族。法令公布后，有数以千计的秦人跑到国都，埋怨新法带来不便。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故意唆使太子犯法。当时王宫前有一条御道是属于国王专用，结果太子驾车经过，商鞅说必须惩罚，但太子至尊，不能用刑，于是杀了御者抵罪。其后，太子又犯错，商鞅秉公执法，对太子师傅分别施以劓刑和黥刑。毫不留情地割掉他的鼻子。从此无人再敢背法行事，对于那些开始毁谤新法、后又赞誉新法效用的人，商鞅以“乱化之民”尽数迁之边城，令无人再敢议论新法。
名士赵良劝商鞅急流勇退，归还孝公赏赐的十五座都邑，到乡野躬耕劳作。赵良还直言不讳地提醒商鞅：你的变法招致积怨太多，四面树敌，“亡可翘足而待”。但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好意，依然坚持同反对变法势力作不屈的斗争，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秦策一》），完全不给自己留退路，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立，是为秦惠王。以往遭新法处罚过的公子虔等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纷纷上书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派人抓捕商鞅，商鞅逃至关下，想投宿馆驿，却被主人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英雄末路，他仰天长叹：为法之弊，乃至于斯！正所谓“坐法自弊”，商鞅新法之苛可以一观矣。
太史公司马迁评之曰“天资刻薄人也”。这位叱咤秦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竟然落得作茧自缚的可悲结局。其后他转而赴魏，魏国不仅拒其入境，还逼迫他返回秦国。穷途末路的商鞅只能回到封地，做困兽之斗。发商、於十五邑兵，连同其私徒属，约七、八万人，北进击韩，幻想要杀出一条生路来。但在秦军的进攻下，寡不敌众，兵败于渑池。商鞅最终被秦惠王车裂，尽灭九族，斩草除根。
其实，秦国的新君秦惠王恨的不是商鞅的新法，恨的只是商鞅个人，于是公报私仇。所以，此后秦并没有废弃商鞅立下的新法，反而更加认真地践行商鞅的思想和法律。
商鞅推行了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运动，但却落得惨遭车裂的下场。这对于商鞅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无法抹杀，其身虽死，其法未败，乃至“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
商鞅主持的变法在各国中是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的，将秦国从落后的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秦国军队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军功授爵制）后愈战愈勇。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兵种已有步、车、骑之分。军队数量最多时达到“带甲之士百万”，其后出现了尉缭子、白起、王翦等著名军事家和将领。使秦国很快跃居战国首强，迈出了秦朝崛起的重要一步，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心力量。秦王政之所以能够“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过秦论》），统一全国，商鞅的严刑峻法正是强秦的主要原因。秦始皇开两千年帝国制度之始，“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对秦朝的影响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立，由此可见一斑。
合纵连横（1）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力量越来越强，东方六国都不能单独抗秦，公孙衍与洛阳人苏秦，先后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秦国则用魏国人张仪，劝说各国帮助秦国进攻其它的弱国，叫做“连横”。“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蠢篇》），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时而“合纵”，时而“连横”，反复无常。
相传苏秦是纵横术鼻祖鬼谷子的学生，精通权术，早年苏秦游说周王、秦王，皆不得用，后来说服了燕文侯，在燕王的资助下苏秦以“六国土地五倍于秦，士卒十倍于秦，如六国合作，秦国必败”的观点进一步说服了赵肃公，随即以赵国代表身份，一一说服其余四国，共同签订了纵约，并推举苏秦为纵约长，一人佩六国相印，盛极一时。
而苏秦最初游说时却不得重用，穷困潦倒，受到其兄嫂的讥笑和侮辱，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路过家乡，其嫂伏地相迎，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苏秦问她为什么“前踞而后恭”，其嫂说因为他“位高而多金”。苏秦感叹“无当日羞辱，岂有今日之苏秦”，反以千金厚馈其亲朋。
此次合纵并没有持续很久，就被秦惠王巧妙地运用“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的策略，令只看眼前利益的六国诸侯内部矛盾丛生，相继毁约，一年后，合纵便土崩瓦解。但是，即使如此，也令秦国对六国势力重新刮目，有整整十五年不敢轻易跨过函谷关。
与苏秦同时代的大纵横家张仪，走的是连横之路，助秦国破解六国合纵。他与苏秦同是鬼谷子的学生，出师后也一度穷困潦倒，在苏秦的资助下来到秦国，做了秦惠王的客卿，并取得了秦惠王的完全信任。
前323年，楚国为了迫使魏国投入楚的怀抱，要废立魏的太子嗣，送立流亡在楚的魏公子高为太子（《战国策？韩策二》），派柱国昭阳打败魏军于襄陵，取得了八个邑（《史记？楚世家》）。魏惠王因为受齐、楚的打击，只好采用屈秦攻齐的策略。
前322年，秦王与张仪又联手上演了一场政治“双簧”。秦惠王突然罢免了张仪的相国之位，张仪逃回魏国，以为内应。魏惠王聘张仪为魏相，推行“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尊秦为霸，魏惠王不肯听。秦遂出兵攻占魏的曲沃（山西闻喜东）、平周（山西介休县西），各国受到秦国进一步的威胁。因此，关东五国只有再次支持公孙衍、苏秦的合纵策略。前319年，魏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东方六国再次共同举兵抗秦，自此，合纵的形势又形成了。
前318年，韩、赵、魏、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但五国联军看似团结，实际上各谋己利，矛盾重重，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魏、赵、韩三国，被秦军在函谷关一举击溃，大败而归。魏损失最大，魏使惠施到楚，和秦讲和（《战国策？楚策三》），五国于是纷纷退兵。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乘胜追击，结果五国惨败。
这一役“五国伐秦”虽然失败了，但是声势烜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