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地了解，甚至有误解为‘临机应变’或‘机断专行’者。
同样，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以下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其一，不知机动要找敌人的弱点而以主力突击之，乃单是勇往直前去单攻敌人的正面，常演成对抗状况，或攻而得势，既不扩张战果更不防备敌人的反机动。
这样当然不容易取得廉价的胜利，间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损害。
其二，不知机动要选定主要方向，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去突击敌人，乃单凭主观的诱敌深入，到处分散兵力，一发觉有不合之处，就随便调动部队，牵弄兵力，使其不能适时参加战斗；或在扩张战果之际，又感觉到本身的损害，停止追击，甚至退出战斗，轻易放弃了消灭敌人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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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6）
一共400字，他指出了两个误解。
他在这篇《前言》最后说：“还望同志们参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
刘伯承常爱讲“不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意指应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弱点。
他反对“牛抵角战术”，很明显是在倡导机动战。
的的确确，刘伯承为了使机动战思想普及，他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
刘伯承关心红军建设，为了体现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质，他纠正旧式军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称呼。
从贯彻官兵平等的原则精神出发，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
当时营级政治工作干部没有恰当的称呼，刘伯承建议以“政治教导员”命名，这样可同连政治指导员相联结，原红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在庆贺刘伯承50岁寿辰一文中说：刘伯承当年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莫大的好感。
刘伯承首订职务新称呼一直传到今天，足见他为军队建设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怀念。
同李德抗争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扩大到8万余人，赤卫队等民兵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而国民党方面，在1933年5月开始，又策划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大规模（调集了67个师又9个旅）的“围剿”，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压缩革命根据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求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却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在闽西北和抚河、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由此加重了局势的危险性。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受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已经来到中央苏区。
临时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几乎完全交给了这位德国军事专家。
军委集体领导的好制度被取消了。
李德不懂得中国国情，也不想了解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他攻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
10月中旬，在李德的住处，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和朱德上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毛泽东和刘伯承再三说明：当前敌人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企图以持久战和堡垒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
针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应该采取我们一贯的游击运动战的战术。
硬碰硬，非要吃大亏不可。
但是，博古（秦邦宪）和李德等人坚持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摆脱过时的老一套，重新推行一套“新原则”，还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
他们主张要分兵把守根据地大门，要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绝不丧失一寸土地”，李德甚至提出：我们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敢于和敌人打阵地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不幸，李德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所采纳。
在实战中，红军战士和群众英勇奋战，损失惨重。
可是重大牺牲并没有阻止住敌人，根据地一天天缩小，部队一天天减员。
刘伯承找到李德，要求立即改变作战方针，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停止目前这种消耗的战术，不立即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那我们的根据地将会丢掉，我们的红军将会拼光！李德非但听不进去，反而对刘伯承产生不满情绪，他多次向博古建议，应该撤掉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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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7）
由于红军指战员的奋战，虽然也取得了诸如洵口战斗歼敌一个师那样的胜利，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严重的形势。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集中11个师的兵力，沿抚河两岸向广昌进攻。
李德等人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的情况，调集主力九个师保卫广昌。
红军经18天苦战，虽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广昌最终失守。
红军辗转战斗在堡垒之间，粮食、弹药等物资紧缺，部队思想也出现混乱。
对此，刘伯承十分气愤，他再次找到李德，提出必须改变这种“分兵把口”、“全线抵御”的战略。
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李德非但不听劝告，而且当面训斥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怕双方争吵起来，故意错译为：“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苦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又有一天，李德去参谋总部路上，见到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饭，一脚飞起踢翻饭锅，刘伯承见此怒不可遏，这明明是欺负中国人，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
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然而去，向中央局书记博古告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
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他调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为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受打击的刘伯承，在红五军团的岗位上，仍旧刻苦自励，认真工作。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都非常尊重他，遇到问题常向刘伯承请教。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
这时，博古等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人，开始长征。
刘伯承所在的红五军团担负全军的后卫掩护任务，命令传到后，董振堂、李卓然立即把转移命令告诉了他。
刘伯承叹道：“失败，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按目前的形势也必须要转移，但不知道中央对于转移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部署？”
董振堂直话直说：“军委的命令很简单，也比较含糊，只说了我们军团的后卫任务问题，对整个转移的目的、任务没讲。”
李卓然补充说：“中央的决定可能与目前的严重敌情有关，有些具体问题，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研究。”
刘伯承在困难时刻，毫不悲观，“不管前一段情况如何，现在马上转移出去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时机已经错过，改变打法恐怕也不行了。
现在我们转移到外线去，最起码把敌人调动开，发挥我之优势。”
他认为董、李军团首长要召开干部大会解决思想问题是一个很切实际的措施。
董、李对干部传达军委转移命令，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将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
刘伯承在董、李的支持下，告诉大家：同志们对一年来的作战有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实战证明我们红军确实失利了。
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不行了，那也是不对的，那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向大家提出希望：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
目前我们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算是认识错误的第一步。
他受贬而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坚决执行任务，这种高尚品质，使许多人深受感动。
人们也知道，五个月前，刘伯承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中，把机动战的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游击队首长“必须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而熟于游击战术的人”，“要抓住主动权，机警地进行警戒、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游击战术，千万不可老是一条路和呆停一地，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的机会。”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8）
“敌人的堡垒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堡垒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
刘伯承倡导的“游击队集团”及其活动要领，是多年军民合作共同创造的总结，可惜被当时的中央所拒绝，不然不至于造成被迫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后果。
刘伯承关于游击作战系列思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游击集团把日本侵略者的‘牛刀子战术’、‘铁壁合围’等一一给予重创。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1）
一周四捷音1935年1月，刚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担负指挥任务。
首先碰到乌江南岸开辟渡口的问题。
江面宽达250米，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