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说：“这使我陷入无止境的危险中。从我进入大学的头一年起，我所看到的环境——尽管还可以过得去，没有人顾及我们——是一种诉诸武力、恐怖、荷枪实弹的环境。控制大学的集团与政府联系密切，拥有政府的全力支持，包括政府提供的所有资金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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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的旋涡中（3）
由于卡斯特罗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比较冲动，使他处于被动之中，甚至处于孤立之中。他日后对此分析说：“从什么意义上说，我认为自己做事可能有些仓促？也许我本应该把那场斗争或那场冲突往后放一放。但是我不能容忍他们的恐吓和威胁，于是我卷入了与所有那些力量的公开斗争。这是一场公开的斗争，而且我孤军奋战。应该承认我是单枪匹马，我无依无靠，没有自己的组织来对付这种局面，没有政党的支持。因此，这是一场反对试图控制大学的造反，反对以强力控制大学的造反。”
在这次选举中，卡斯特罗虽然未能当选，而且在斗争中也失败了，但他发起的这次斗争在哈瓦那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那么的深远。同时，也揭开了他革命生涯的序幕，是他从政治上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退缩抗争到底（1）
卡斯特罗在打棒球
卡斯特罗竞选法律系主席遭到失败后，形势变得对他越来越不利，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四周潜伏着可怕的恐怖，他随时可能遭到反对派的暗杀。与此同时，警察局长马里奥·萨拉瓦里亚要求他辞职或离开大学，否则他将被认为“失踪”。
在这种充满恐怖威胁的情况下，卡斯特罗陷入了一种巨大的失望和孤独的境地，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独自一人来到海滩上，望着茫茫大海，心中不由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意和忧愁，他突然流下了几滴英雄的热泪，这是他一生中很少见的一串热泪。关于是否返回大学的问题，他在海边考虑了很久，决定冒险返回哈瓦那大学。
与此同时，经过深入思考，卡斯特罗决定接受革命起义联盟领导人埃米利奥·特罗的建议，参加革命起义联盟阵营。为什么要作出这种选择呢？他日后对此指出说：“对理解扭曲国家形象的深刻危机根源我毫无准备。因此，我的反抗集中于个人价值的思维上。”
然而，摆在卡斯特罗面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他返回大学将面临重大威胁，甚至面临生命的考验。他对此回忆说：“我并不想详细地叙述那些事件的历史，但是要说一下，我感到压力十分大，威胁很大。大学生联合会的选举日益临近，黑社会禁止我进入大学。我再也不能回到大学去了。”
他在回忆中还说：“我不止一次地同朋友们讲过这些。我不仅到海边去思考过，甚至为我20岁的年纪哭泣过，我哭泣并不是因为不允许我再来大学，而是因为无论如何我还要回大学。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一小撮、所有的校领导，他们拥有一切。我决定回来。”
卡斯特罗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哈瓦那大学，但他在返回大学之前特地向革命起义联盟要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和15发子弹，以防不测。另外，他还要了一辆旧别克汽车，汽车上有革命起义联盟的标志。他对此回忆说：“我带着武器回来了。可以说，在当时环境下，我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武装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请求一位有反对马查多和巴蒂斯塔经历的年长朋友，给我弄一支枪。他给我搞到一支勃朗宁手枪和15发子弹。能有支勃朗宁和15发子弹，我感到武装得很好了。”
卡斯特罗在回想当时的心境时说：“但是，我为什么哭呢？因为我觉得丢掉性命在所难免。我在大学进行斗争，拥有大学生们的支持，法学系的支持，一种巨大的、几乎是完全的支持——我指的是我们年级和下面几个年级，当然也包括其他系的学生——，我怎么能接受不让我回大学的禁令呢？我下了决心，弄到一支枪。想到大概谁也不会承认我献身的壮举，想到将由敌人来书写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感到十分痛苦。但是我横下一条心，非要回大学不可。不仅回来，而且不能轻易地付出生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并不清楚有多少对手将在与我的会面中付出代价。我决定回来。实际上我连一秒钟都没犹豫过。”
决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付出生命代价的卡斯特罗，决心回到大学里去，这是无法动摇的决心。于是，他在一群志同道合和追随者的陪同下，开着别克车向哈瓦那大学驶去。他对此回忆说：“那天是什么使我幸免于难？实际上我的那位朋友和其他朋友，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人，属于不同的组织，有很多是手中有武器的人，去寻求他们的帮助。他说：‘你不能这样去送死。’他说服了另外七八个人与我同行。这些人我都不认识，那天是首次见面。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我结交过一些人，一些斗争勇士，这些人是正派和勇敢的小伙子。这样，我那天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那天午后，卡斯特罗在护送者们的陪同下，从医院建筑旁的花园后面驶入哈瓦那大学。然而，那些准备报复卡斯特罗的对立者们把持着大楼，企图阻止卡斯特罗回大学。这时，卡斯特罗立即将护送者分成三路，向把持楼房的那伙人发起勇敢的冲击。那伙人立即恐慌起来，迅速溃散了。至此，他顺利回到了大学。对于此时的情形，他这样回忆说：
“……我对其他人说：‘你们3个人从正面进去，我们3人从那边上楼梯，另外3个人从这里进去。’我们突然到达那里，那伙人有15或20个，他们开始害怕得发抖，没想到会遇到类似的挑战。但是这次没发生什么事情，那些人只是怕得发抖。”
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大学后，当他独自一人时，经常受到对立者的威胁和骚扰，但他总是勇敢地面对这些威胁和骚扰。有一天，一个叫“魔鬼”的中尉校警蛮横地拦住了他，并警告说不准带武器进校，还企图搜他的身，但没有办到。面对校警的挑战，他斩钉截铁地说：“手枪我不交。如果非要的话，需要一尊大炮把它从我身上夺去。”
然而，卡斯特罗有很多时候并不带枪，赤手空拳地出入大学，因此他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在对抗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回忆这时的情形说：“我有时候携带武器。但是在那次对抗中，又出现其他问题：他们拥有所有的镇压机构，有大学保安和大街上的警察的支持，有法庭和紧急法庭的支持。根据这一项法律，如果你使用武器，就会被囚禁。这样我就面临第三种选择：与那伙黑社会分子对抗，他们手中有武器，而我只能赤手空拳，因为如果我使用武器，就会被抓起来。那些法庭十分严厉，在当局的要求下，可以任意地把人关起来。于是，我几乎总是赤手空拳地与那些武装团伙进行斗争。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我可以搞到武器，只有一件武器，别的什么也没有！其他大部分时间我手无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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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缩抗争到底（2）
卡斯特罗还回忆说：“在大学周围和大学内，我不得不赤手空拳地与当局进行那场斗争。因此我说那是特殊条件下的一场武装斗争，很多时候我手无寸铁。他们不厌其烦地制定这种或那种计划，挖空心思……有一次，他们从人类学教室出来，一直跟踪到我的寓所，把我围起来，因为我没带武器，而对手们却有组织、有武器。”
在哈瓦那大学里，卡斯特罗的周围笼罩着威胁和恐惧，同时他在复杂的###面前也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选择阵营的问题，他和一些激进者一样感到十分迷惘。因此，他更多的时候处在一种观察之中，现在无论是真正党也好，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也好，以及其他各党各派也好，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纲领，也没有一个明朗的政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加入这些组织并没有多大兴趣。这时，爱德华多·奇瓦斯对真正党失去信心，并以强烈反政府的面孔出现，声称要建立一个为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党，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兴趣，产生了一点新鲜感。
随着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竞选的日期越来越近，作为社会主义青年的地下成员阿尔弗雷多·格瓦拉等，希望借这次选举的机会控制大学生联合会。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也准备积极参加###主席职位的竞选，他无疑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另外，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实际上，他已是当之无愧的学生领袖人物，他在大学生中几乎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勇气是独特的，政治目标是独特的；有不屈的铁一样硬的个性；有天才般的演讲才能。他的演讲绝不是枯燥无味的，而是富有感染力、煽动力、诱惑力和号召力的。他在演讲之前都要进行充分准备，好友齐诺对此回忆说：“菲德尔最多看两遍文本，然后交给我，坐到椅子上，我在他的一旁或前方。他能够一字不差地、绘声绘色地演讲一遍。”
1947年4月底，卡斯特罗突然遭到一伙持枪人的威胁，他迅速拔出手枪准备与这伙人决战。然而，在冲突中他被带到“警察局特殊意外调查处”，当天他被保释出来。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他绝没有为此害怕退缩，他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和斗争，而且更加勇敢地向前冲刺。
这时，前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马诺洛·卡斯特罗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学院院长，随即离开###。因此，牙科专业的鲁伊斯·莱罗被临时任命为###主席，而卡斯特罗被任命为副主席，这对他来说是政治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转机。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影响力更进一步升温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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