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可能有用处……”
7月9日上午，卡斯特罗离开摔跤手的家，在距恩帕兰街的地方找到一家普通旅馆住下来。随后，他在摔跤手基德·巴内加斯的陪同下到街上散步，一来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二来呼吸这里特有的空气。在两个小时的散步和交谈中，他对这个摔跤手产生了好感，认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卡斯特罗到达墨西哥后便积极投入到一些秘密活动中，为日后开展工作作准备。与此同时，他时刻关注着古巴国内的局势和“七·二六运动”的工作情况，并与在国内开展工作的战友们保持密切联系。为了工作的便利和不引起麻烦，他化名为阿莉西亚·萨拉戈萨，而国内的佩德罗·佩雷斯·丰特和路易斯·孔特·阿圭罗则化名为“萨拉”。实际上，阿莉西亚是在摔跤手家做家务活的本地女人，他借用她的名字可以为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卡斯特罗到墨西哥后不久便给国内的路易斯·孔特·阿圭罗发了一封信，将这里的情形介绍给他们。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萨拉，迟复见谅。最初几天我在安顿生活，适应新环境。我的生活将逐渐正规起来，站稳脚跟……至于费用，我支用不多的剩余支撑着。我的个人花销微不足道，但我在负担二三个古巴人的生活开支……做饭是在一个古巴妇女家，随便一点东西我们就够了。我严格控制带来的可怜的票子，我希望通过这种体制使大家免于挨饿，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基本解决了住处。今天，就简单介绍这些。给我汇款可去花旗银行在另一个城市的分行办理，转阿莉西亚·萨拉戈萨，阿卡普尔科家具店，拉蒙古斯曼街318号，墨西哥，墨西哥城，联邦区……另外，你可向这一地址写信告诉我你们的情况。我会特别高兴地得知你仍信心十足。我在完全致力于我的工作……此致敬礼，阿莉西亚。又及：美国的朋友们让我转告你，他们马上就给你去信。”
随后，卡斯特罗又给国内的朋友写了两封信，信封上写着梅尔瓦收，并托可靠的人带回国内。这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福斯蒂诺·佩雷斯医生的，另一封是写给女律师本人的。他在信中向他们介绍了墨西哥的生活情形，并说墨西哥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是宽容的，但不是对古巴的巴蒂斯塔分子。他在致医生的信中还写道：“我居斗室一间，空余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我现在正深入研究墨西哥在拉萨罗·卡德纳斯领导下的革命进程。我想以后写一篇完整的革命纲领，以小册子的形式发放全国。可以在这里印刷，再秘密输送至古巴……我行动的基本原则现在是，将来永远是高度谨慎和绝对小心……我尽量减少出头露面……”
由此可见，这时的卡斯特罗已经成为富有相当斗争经验的成熟的革命者和政治家了。他善于观察，能将问题看得很深、很细，绝不盲目冒险。他身上充分展露了文韬武略的才能。因此，他在墨西哥的活动是极为慎重的，绝不做没有把握的事。然而，他到墨西哥不久，几个可怜的票子便花光了，生活一下子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以致于不得不去当铺当掉大衣，换来80比索度过眼前困难。不过，这样的困难并没有使他倒下，因为他坚强的性格无人可比。关于这期间的一些困难和工作方面的问题，他在致女律师的信中告知说：
“亲爱的律师，为等待你们的工作消息我急得发疯……通过一个可靠的信使，我想立即带去印制好的几百份，或者几千份一号宣言……每隔两个星期去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是找两个人，尽可能是女的，要绝对可靠，并可代替你们，我可以像现在这样把邮件寄给她们。对此我不放心……我认为有个想法很绝妙，那就是逐步把每个工作突出的同志从国内阵线调动出来。但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是要把最有能力、最可信赖的人员放在领导执行任务的岗位上。成功的关键在于机器的零件之间不可失去联系，在于所有联络、协调和变更的方法越来越健全。在这里，无论从什么角度讲，我都需要合作者……我正小心翼翼地为你们准备空间……对你们每个人来说，绝不会再像我一样不得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惴惴不安地闯荡生活，受那么多苦……然而，什么都不会使我沮丧，就像什么都不应使你们沮丧一样。相反，每一天我都会有新发现，发现一种越过看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方法……不过，由于缺乏资金，我的工作难度极大。我不知道是否甚至在头几个月我们不得不挨饿……我要努力做到当你们来时生活条件会好一些……我已在一个古巴人家中安置了PM（佩德罗·米雷特）和妻子，不花任何钱。最好是在8月10日至15日之间给我派一个人来能口头进行详细汇报，旅行费用要最大限度地节省：哈瓦那至韦拉克鲁斯乘船；韦拉克鲁斯至墨西哥乘公共汽车。全部费用60比索足够了。来的同志可以回去，也可永久在这里待下去。你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在需要时可自由往返。阿尔法雷斯访问过我，我对他的印象不错。据说他有点狂，在这个人人都循规蹈矩的时代，这是一种美德……你们说呢？对他有何看法？任何来见我的人应当住在城市某个旅馆，并马上在劳尔住的地方留下消息，这样可马上找到我……每天两次我们去询问有无信件或口信。劳尔的地址：拉蒙古斯曼大街6号，29室，墨西哥，墨西哥城，联邦区。我到达时放弃了发表公开声明。另外，廉耻之心也不允许我。只要有一个古巴人可能拿起武器纠正古巴的痛苦，就不应再把它带到世界任何地方……在最不幸的情况下，明天可以说我们面对不可能而选择死亡，但绝看不到我们因懦弱而哭泣。我甚至无法确保此信能否到达目的地，这使我如此不安！假如连我的名字也不出现，他们还能截获所有寄给我的信件吗？我现在感到比把我关在单人牢房时还孤独。我多么想知道你们的情况！一旦收到此信，请一刻也不要耽误给我回信。我想与每个人单独谈话，但不是最机密的事。兄弟般拥抱大家。菲德尔。”
革命没有避难所（2）
卡斯特罗在信中道出了他的心境，他强烈地期盼着与国内的战友们取得联系。在这期间，他积极活动，寻找着能帮助他革命事业的人。就这样，他在玛丽亚·安东尼娅家中认识了秘鲁人劳拉·梅内塞斯和波多黎各人胡安·华尔维。除此之外，他还结识了出生于古巴的空军将领阿尔韦托·巴约，这位独眼将军以到处推行他的一套游击战术而著称。他虽然出生在古巴，但却一直在外国军队里担任职务，效劳于摩洛哥等国家。有一天，一位名叫哈维尔·坎西奥的朋友带着卡斯特罗来到独眼将军家中，见面寒暄几句后，他直截了当地对独眼将军说：“你是古巴人，你应责无旁贷地帮助我们！”并提出要求希望将军帮助他训练游击队伍。
据独眼将军日后回忆，他当时这样对卡斯特罗说：“只有在完成了未来登陆古巴的人员组织工作后，只有购买到船只后。”同时，他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个既有勇气又十分超群的青年人，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助。
卡斯特罗见独眼将军答应帮助他，心里很高兴，并说他将用七八月时间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再具体商谈任务。他最后说：“提前感谢你，尽管还不应感谢为祖国而献身的一位古巴人……”
另外，在7月26日这天，卡斯特罗秘密组织了攻打蒙卡达兵营的纪念活动。当晚，他还参加了“印—美大陆运动”青年在西班牙会馆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都是反佛朗哥的流亡青年，并向他表示崇高敬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切·格瓦拉的阿根廷医生。在此之前，切·格瓦拉已与蒙卡达的流亡者有过接触，因此劳尔认识了他，并建立了一种特殊友情。劳尔认为切·格瓦拉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于是将他引荐给了哥哥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见面时都表现出了友好的热情，他们就感兴趣的问题几乎交谈了一夜，如军事建制、武装力量和起义等问题。在交谈中，当切·格瓦拉提出建立“革命军事机构”的必要性时，卡斯特罗表示十分赞同，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来的主张。他们在分析国际局势时，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在交谈中当得知切·格瓦拉是位医生时，他不由感到很惊讶，同时认为他是个充满智慧的医生，也是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医生。
卡斯特罗在墨西哥从事上述活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古巴国内的情况，因此焦急地期盼着来自国内的信件或口信。在这期间，他每天两次跑到弟弟劳尔的住处查看信件，但结果总是失望。他一直处于焦急的等待中，直到8月1日才终于收到了国内同志发来的第一封信件。他读完这篇报告后，才得知国内的同志并没有收到他的第一封长信。于是，他于8月2日给国内“七·二六运动”的领导同志起草了一封长信，就有关问题作出回答和指示。他在这封重要的长信中写道：
“亲爱的姐妹们，昨天终于得到你们直接的消息，也得知一个长篇报告将随时到达。你们说没收到的第一次联络（一封信给医生，另一封给女律师）是一个叫拉蒙·哈利安纳的古巴航空公司的雇员经手的。他中等身材，瘦削，微黑色，28岁。他在休假……请派人去哈瓦那驻地查询。在墨西哥代办处，人们告诉我小青年说找不到收件人……原想给他写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信，由于他至少进行了解释，信的内容会婉转些……我的印象是他有点胆小……希望到9月份能有安全的渠道。”
卡斯特罗继续在信中告知说：“今天将有几封函件发出，以每封函的打头字母进行确认……若收到第一封，在其背面有5个地址，其中的3个供使用，而且都是以特殊方式书写，完全可以识别是否被拆检过……这种可能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