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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战争与和平（3）
女人不是被严格地关起来和监视起来。第一次十字军士兵的妻子不是锁在地牢里或者被迫穿上传说中的贞洁带（直到后来文献中才提到它）。如果要限制这些女人，有更加精密的——而且无疑更加有效——的方法。首先，她们处于老年妇女的监管之下，将年轻人和老人分开影响了女性也影响了男性社会。圣戈德利夫在受尽各种形式的*后，被她丈夫雇佣来的杀手谋害。当然，她不是完全孤独的：她管理着一个家庭，虽然处于监管之下，但获得了很多支持者。她的悲惨故事证明，与一个压制性的家长婆婆冲突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在维塔利斯所述的父权制家庭模式中，典型的代表是正直的君主——马乌勒的安索；他是亲自负责教育并约束他的高贵的年轻妻子。然而，表现安索的优秀品德的特点是他稀有的孝顺和孝心，例如他积极赡养他年老的母亲，在这个属于她丈夫的家庭中，他没有表现出自己比妻子尊贵。
十二世纪，战争是受到议会立法和亲王控制的，而且被十字军转向了外部，时髦的马上比武变成了游戏。牧师只是核准了前两次，但是所有这三次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允许国家力量保存的同时让夫妇能够享受一个比较平静的私人生活。
库西的君主拉乌尔1160年娶了博尔德文伯爵的女儿。她的嫁妆——她显赫的父亲所属省份中的一座城市，给她丈夫带来了来自这座城市的丰厚税收。作为得到这笔税收的条件，拉乌尔必须与他的岳父保持沟通和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这是卡洛林家族向拉乌尔家族注入血液而应得的报酬（以一种未被承认的服务形式）。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下层与上层阶级或地位高贵的人联姻体制的结果之一。在任君主本人或他的前任，在他自己的领地上为他的妹妹预留了一份征收通行的特权（作为嫁妆）；这份特权明确宣布为采邑租借，首先由等级稍低的妹夫控制，然后是由他的儿子控制。在封建时代，贵族继续通过联姻保持强有力的效忠关系，以坚决抵制其他社会阶层。皮埃尔？图贝尔对拉齐奥的调查研究也适用于法国北部。根据图贝尔；农民会迅速卖掉在嫁妆中接受的任何土地，如果它距离村庄很远的话。（嫁给一个远离自己村庄中男人的农妇在习惯法的允许下可以出售。）相反，贵族接受来自遥远地方的嫁妆，则需要要认真管理它，因为它可以扩展他的策略影响，并且可以让他保存在战斗、义务和联盟的记录中。农民想扩大他在封建地产（与封建制相反）的土地使用期限中的耕种权利和土地财产；而贵族则喜欢获得封建土地使用期限，因为他的目的是维持他的等级地位和他更广阔的利益。
这样，贵族的婚姻促进了彼此结盟并缔造了共同的财政利益。更微妙的是，在姐夫之间的矛盾关系，同盟内部结构的紧张比政治的反复无常更加深刻，这些从马上比武的手势中即得到了反映，库西的拉乌尔一世和海诺尔的博尔德文五世在重大的马上剑术比赛中轮流以联盟和对手的形式进行竞争。阿涅斯的吉斯勒？埃贝尔清楚地了解艾涅丝夫人和其亲戚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她在1168年参加了“家庭团聚”，但是当时她丈夫的行踪并不清楚。艾涅斯在赢得“凶猛的”骑士的心方面有特殊的天才，而这个骑士与库西领主一起控制着土地的权力。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她是这个骑士的浪漫情人。根据乔治？迪比的解释；这意味着她并非是一个由于她个人的品质上升到上级社会顶端的偶像，而是由他丈夫熟练控制以保证其自身权力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前代女人扮演着挑唆鼓动战争的角色，而现在已转变为犹如多愁善感的小说中人物那样，以*吸引有用的人物。在这方面，兴奋的女人不再被男人认真地诱拐，而只是被利用；她只是竞争中的礼物而已。
直到1200年，女人才获得安全与稳定，但是付出了自由行动的代价。然而，女人在许多地方操纵着摄政权：布朗歇在法国的统治；另一位布朗歇在香槟的统治；以及那些指挥君主的女人们。这并不意味着给女人突然提供了一种新的职业，或者改革运动允许女人比以前承担更多的职责。事实很简单，即行使权力的周围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重要的不是战斗中的物质威力，而是记帐和管理议会（法学家提供建议）的能力。
这种外部条件变化所产生的互相矛盾的结果。十三世纪王室和贵族的和平——远非连续的和平——不是必然有助于促进女人行使更大的权力。贵族社会在许多方面是严格的和坚固的，就像这一时期坚固的城堡一样。这样的社会并没有为贵族夫人和年轻的淑女们提供多大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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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家庭（1）
随着死亡的临近，夫妇之间的爱情经常显露。在《诺根的吉贝尔》的故事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时刻。1112年，当阿东离开家去帮助他的主人时，受到一群暴动分子的袭击，他的妻子感觉到死亡已经临近。在全家聚集的场合下，她当着家人的面，请求他原谅她曾经犯下的所有过错；在最后的亲吻之前，这对夫妇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另一个稍微严肃的场景是，当马乌勒的安索离开家时，三天之前他感觉到死亡会临近。在面对他的城堡骑士的情况下，他劝告他的长子尊重教会和国王，并赐予他妻子父亲般的祝福。转向妻子，他请求妻子在寡居中保持贞洁，并请求她许诺进入修道院作修女。这里，我们看到了十一世纪贵族中的普通例子。许多人在死亡之前接受了圣本尼迪克特规约，或者像材料中所反映的那样，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接受了它；死后慷慨的赠物则都给了修道院。打破婚姻束缚而独身的现象也很多：这是教会惟一允许的“离婚”形式，而且它需要配偶的同意。
婚姻就这样被升华了，而且是在死亡的那一刻。当错误不再是问题时，这是生活最必要关系的揭示吗？或者这是塑造理想形象的最后机会吗？所有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教会决定代表夫妇，强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但同时描绘了女人的征服。这种矛盾原则或者观念的共存是神话，或者仅仅是文化传统和仪式的一个特征。婚姻应该是既是平等的，又是分等级的。在这方面，它很类似于封臣与领主之间的关系；确实，这是两个共同术语的用法，如“我的主人”和“我的伙伴”。关于罗马法，在十三世纪的法国北部不是没有影响，它所关注的个人重点是强调丈夫特权和父亲特权。它的基本原理与教会法的一样：在夫妇间的配偶关系中，女人必须服从。
在家庭权力构成与国家权力构成之间划等号并不准确。允许妻子的自由与一个新的合法观念一样是可能的，但它与同一时期农村的情形不同，它有严格的规则和规定，是理论上的自由，而且对自由有严密的限制。女性的解放和社区的解放，这种儒勒？密施戴在九世纪所看到的现象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现象，但对之必须谨慎看待。公社必须承认它们的领主，而女人不得不爱戴自己的主人。
但是，她们确实做到了吗？提起十二世纪法国的已婚家庭，这是很平常的事，首先，令人不安的民谣歌手奥克斯塔尼亚就不受——并反对——婚姻的束缚；后来，在法国北部的相对平静的婚姻生活圈子里，特鲁瓦的克雷帝安描述了很多通奸现象。爱情和婚姻是否兼容，这是一个让香槟地区和法兰西岛地区法庭颇为头疼的重大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争论是基于真实的婚姻实践吗？它是否影响了经验，或者它只是小说世界中的讨论，而在小说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或者可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缺陷呢？
十一世纪的男人被妻子通奸的注意所困扰。这个困惑有其事实基础，因为外来人进入家里或者她们的房间相对比较容易。皇后和其他被敌方控告怀疑与男人有关系的贵族夫人，他们经常在卧室密谋，需要通过忍受严酷的考验，才能证明她们的清白：她们被放在火热的铁桶里，或者由骑士代表她们决斗。在一种情况下，被告要独自面对告发者；另一种情况下，她需要找到一位支持者：朋友，亲戚或者情人。伊索尔德、格温娜维尔和整个英雄史诗与传奇文学的女主人公，并非全部都是真正的清白，她们成功的逃脱了封建法庭和她们的统治者与主人的审判。在十二世纪晚期，当叙事诗人用这些危险的审判故事给读者带来狂欢时，痛苦的折磨明显已经消弱了（而且是一种类似的自由）。而且，它们就像伊夫的查特斯的信件，在世纪之初广泛传播。可以肯定，伟大的圣典学者希望限制“非法的”（或者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合理”）证据的使用，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获得事实的方法；女人通奸就是这种类型的事实。（痛苦的折磨特别震动了中世纪的“上帝惟一”的思想。但是，在通奸中，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目击者。） 。 想看书来
夫妇家庭（2）
男人过度的*没有对家庭秩序或者血统的纯净构成威胁。如此无害的出轨行为在原始材料中只是偶然提到。博尔德文二世是吉内的伯爵（死于1169年）； 牧师兰伯特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这个贵族的生命——就像兰伯特所说的“欲望的放纵”——从他成年一直到老年，对处女无限制的贪欲暴露了出来。他给加莱各处的私生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