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之败，王化贞固然有责任，战前大话连篇，说一举荡平后金，战时却无对策，内部有谋叛不知也就罢了，待叛乱刚起丝毫不作应对便惊慌地弃城而逃，哪有一点坐镇一方统帅的样子？是“雄”还是“熊”，关键时刻方才知呀。熊廷弼也难辞其咎，责任一点不轻。经抚失和在前不假，但生死存亡之际，如果一把手心胸能宽阔点，抛弃前嫌带着人马进入广宁，与王化贞合力共守，与敌一拼，起码不会出现开门纳降这样的事吧。
尤其广宁失守后，关外还有锦州、宁远等多处城堡，自己都没见到敌人啥样呢，便也一路逃入关去，尽丢关外之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人家努尔哈赤其实仅仅到了中左所，连宁远都未到便掉转头走了！
纸上谈兵终究易，疆场操兵方知难。熊廷弼不仅有责，还能看出他并非实战高手。作为最高统帅，与敌打了一仗，竟未见过敌一兵一卒，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军事之谋，他一直坐镇距广宁四十里的右屯，遥控指挥战斗，何曾有高人一筹的地方？还不是一个败字？临危之际更没见出英雄本色。比起袁应泰的气壮山河，慷慨赴难，他与王化贞皆应感到惭愧。真不知后人为啥要狂贬王而猛褒熊？两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更不知又凭什么非要把魏忠贤也拉进去，搞成一切好像都是阉党惹的祸。当然，最后两人命运的不同，与魏忠贤是有很大关系的。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斗得越来越激烈，追究广宁之失也成了其中一个议题，熊、王二人必然卷入。熊廷弼入狱后，也曾向魏忠贤求情，愿送四万两银子换一活命，魏忠贤也答应了，可熊廷弼清官一个，短时间凑不起这笔巨款，一下惹恼了魏忠贤——好啊，明明就是有意诳我嘛，提前斩了得了。魏忠贤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熊廷弼的死也不能算冤枉，只是弄了个传首九边的下场，还是太惨了点。王化贞更是个聪明人，本附东林党，一看魏忠贤胜利在望，又马上转弯，投靠了新主人，关了监狱，却没处死，后于崇祯五年（1632）才被拿下了项上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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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参半孙承宗（1）
广宁战后努尔哈赤的“不思进取”，客观上也让明与后金步入了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辽西成了双方的缓冲地带，山海关并无真正的危险。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路惨败之下，庙堂之上畏金如虎，大臣们难用平常心看待之也能理解。于是辽东经略成了烫手山芋，谁也不敢去接了。廷推解经邦，解坚决不干，被削籍处分了事；再推王在晋，又是苦苦推辞，因怕步了解之后尘，才勉强答应。看看朝堂之上都养了一帮什么人？平时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东林党人呢？就知道指责别人，自己干吗不去试试？
王在晋就任辽东经略没几天便被拿下了，根本原因是对辽东战略的认识问题。他主张全力守卫山海关，只在关外八里铺筑一重城，与之互为依傍，反对再往前深入拓地建城驻防。对其部分手下为先锋的向宁锦推进的主张，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赴关外考察了解一番，结果并没有支持王在晋的主张。天启二年（1622）八月，天启召见孙承宗听取边事后，决定改任其为辽东经略。用如此高级别的朝臣担任此职，前所未有啊，足见朝廷对辽东的重视。
观天启一朝，不仅魏忠贤，整个都被后世妖魔化了。就说这个天启，被丑化得差点成了一无是处的白痴，可从召见并重用孙承宗之举来看，也不像呀？其实，凡天启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启的身影，最后还都是他决策的。虽然有些可能是魏忠贤狐假虎威所致，但有的比如这次任用孙承宗，肯定就是天启本人所下的决断。后人对天启的捧杀当有过重之嫌。
孙承宗上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防御体系。经过三年努力，共修复了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营和八个前锋后劲营，拓地四百里。尤其是修建了宁远城，并以此为中轴，构建了完备的关宁锦防御体系。他的总方针是：“总之以修筑，因辽山以策应，因辽海以守土，因辽人以养人，因辽土以斟酌远近，分布控扼。”（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一切，为以后二十年关外抵御强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孙承宗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总参谋长，但他和熊廷弼一样，并不擅长实战，而后者才是一个军事家最应当具备的。
很多东西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孙承宗的关外战守之策，有利也有弊。这么多城堡建起来，那么多士兵养起来，是需要大把大把银子的。天启三年（1623），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这一问题（《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颇引人深思。
山海关内外十余万兵马，年耗军饷四百万两，加上周边因辽事增兵所需军饷一百二十万两，共计五百二十万两。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辽东一镇军饷仅五十二万两，而整个北方九边重镇，天下正供军饷也才三百四十余万两，即使因辽事加派到四百八十五万两，并且全部用于此，也还有三十五万两的缺额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啊。明廷疆域这么大，边防之患怎么可能就此一处？山海一带欠饷不可避免，每年竟达一百六十二万两！难怪兵变不断发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得失参半孙承宗（2）
而这还不包括构筑那么多城堡的花费呢？加在一起那不更吓死人？明廷的财政已够紧张了，因为辽事，万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辽饷来应急，使民众负担更巨，社会矛盾更大也。
当然，要是值得也就无可厚非了，但关键在于究竟是不是值得呢？宁远这样的重城自然不用多言，可那众多的堡寨，战时没几个能起到作用的，强敌每次打过来，都是一触即溃，毫无防守能力，就那还翻来覆去修复，又派兵驻守。这耗费的可不是小数目啊。
还有那关宁锦防线，有必要向关外推进四百里，与后金前沿遥相对峙吗？如果仅是防守，宁远与觉华岛互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关也有二百里，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个无人无粮的真空隔离带。否则，一直推进到敌人边防阵地跟前，无形中也给人家一个信号，你不甘于现状，还想有所图谋，客观上也诱发人家来打你。以后好几次宁锦一线的大战，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其实孙承宗就有“徐图恢复”之意，关宁锦防线明为防实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辽东故土陷于敌手，五年后崇祯上台，听袁崇焕说五年可复辽时还大喜过望呢。问题是你有那个能力恢复吗？明军与正处勃兴之际的满洲铁骑相比，差距太远了，根本不是其对手，不自量力、轻浮冒进，只会招来更惨痛的打击。当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打不过人家，就别惹事，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卧薪尝胆一番，待势而发岂不更好？明军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战斗力。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大明之宏大规模与战争潜力，局促于辽东的满洲人又算得了什么？从这一点看，王在晋的思想有一定道理，只是过于保守了，明军前沿放在宁远更为合适些。这个重镇直到二十年后吴三桂主动放弃，面对强敌轮番轰炸，却能始终屹立不倒，大明旗帜高高飘扬，足以证明一切了。
孙承宗任上，后金因努尔哈赤的战略并未来攻，相反他倒攻了出去！当时明军与后金隔着大凌、三岔两河相持，位于三岔河东岸的耀州算是后金的最前沿，并没有多少驻军。天启五年（1625）十月，孙承宗与手下第一大将山海总兵马世龙谋议，派兵夜袭耀州，结果招致柳河之败。这一次出击不管基于何种原因，都极端愚蠢，就是侥幸拿下，迎来的也将是同样的命运结果——后金的无情打击。两个月后，近四年没有攻明的努尔哈赤又大举发兵而来，岂能与此无关？
且说败耗传到明廷，孙承宗旋即遭到言官们的交章参劾，圣旨也严厉切责，于是自请而去，告老还乡了。按照惯例，天启一朝的所有屎盆子都会往魏忠贤身上扣，这次也不例外。说是魏忠贤再陷忠良，才导致孙承宗不得不离开，言词切切，证据凿凿。无意为此再多论，只想问一句，孙承宗能在辽东干三年多，又是谁的功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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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艰方显英雄色（1）
接替者高第堪称天启一朝辽东经略任上最差的一个了，因前有柳河之败，上任后竟在没有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决定彻底放弃孙承宗苦心经营三年多的宁锦防线，改守山海关，别人怎么劝都不行，他就是一意孤行。这叫什么事儿！是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去做，乖张得都不敢让人相信，也许另有隐情，又或事实本非如此？
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曾记载：“……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自岁前闻奴欲犯右屯，即行该道镇严为提备，腊月二十后道臣袁崇焕来关城面议甚悉。以时势论，守四面之城易，守数十里之长城难。臣非敢急关门而缓宁远，以宁远之守着预定而不忙，关城之守着新议而未定也。”由此观之，高第只是放弃了宁远以外的地方，而且已经得到后金将攻右屯的情报。可能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至此，有一个人即将大放光芒了，他就是袁崇焕！当高第下令关外各城堡尽撤后，只有他宁前道袁崇焕竟置国防部长级帝国最重要军区司令员命令于不顾，坚守宁远，誓与之共存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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