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婕镁┦可鹬琢欤匀挥胙畈枚嘤泄Ｃ窆拍辏�1920年）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逝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遗属“慨加赙助”。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杨度无论其资望还是诗才，总比给毛写颂诗的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他们高吧？不信？有遗联为凭：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挽袁世凯（民国五年6月）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挽恩师王运（民国五年10月）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挽黄兴（民国五年11月）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挽蔡锷（民国五年11月）
市井有谁知国士（5）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挽孙中山（民国十四年3月）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挽梁启超（民国十八年2月）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挽自己（民国二十年9月）
这些挽联，不仅是传诵一时的名联，亦堪称近代经典对联。杨度只寥寥数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写得既明明白白，又颇富余韵。真乃一代骚人也！饶有意味的是，被他凭吊并称颂的亡者，多是与他“政见分驰”的人。尤其那位蔡锷，本是他推荐给袁世凯后才受到重用的，按说对他应有知遇之恩。然而，蔡氏潜往云南起兵反对帝制之前，曾领衔致电袁大总统，请求“将发起筹安会之杨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明正典刑”是封建时期的法律术语，即今人所谓的“依法判处死刑”。对蔡上将的“恩将仇报”，杨度毫不介意，更未为将军之死而庆幸，其雅量可窥一斑。民国初期，每有骇俗之举的杨度，无疑是一面鼓舞热血青年救国之斗志的旗帜。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窗的萧子升回忆过，上中专时的毛泽东，“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所以在未来的岳丈家得见久仰的杨子，当是毛的一大快事。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的要职（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就曾对萧子升打听过毛润之，他知道萧与毛为同窗好友。他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须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疾风暴雨式的农###动呢！杨不会赞同过激的“暴###动”，他似乎更多地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有趣的是，萧子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君主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起来。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长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因为，这是他所终生追求的“帝道”。
四
杨度所说的“帝道”，即帝王之学，亦即辅助别人成为帝王之学。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帝的康有为不就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学”精神的即应该数这位杨子了，他很把自己当成当代的苏秦、张仪。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杨度与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读书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辈当了军官他们才有机会念书。1907年，正是老袁和张之洞两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汉臣保荐他，称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跃成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颗肉乎乎的脑袋马上就被摄政的光绪之弟载沣盯上了。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光绪皇帝）。有人考证出，幸亏杨度因参与草拟诏书，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过张之洞与庆亲王奕劝阻了摄政王载沣，“项城”项上那顶圆颅才得以保住。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风雨惨淡地欲登南下的火车。无人肯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呢！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官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一位，即杨子。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杨度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真是患难见真情。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专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级干部杨度，却数次前往安阳看望老袁。武昌首义之后的那几天，杨度恰好在老袁家中，正是他和袁之长子袁克定一起建议袁延缓动身南下，袁才等到了更高的位置。袁氏重出江湖后，先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继为大清帝国第一重臣（内阁总理大臣），后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醉心于“帝道”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民国既立，但天下犹乱，杨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英、德和日本国的现实看出救国门道，认定只有“君宪”才能救中国，所以，便带头精心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别无他，只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杨度的“劝进”一开始便广遭天下人责骂，尤其可恼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只不过这些各省的“国民代表”，都是拥戴老袁登基的人，此“会”与他数年前倡开的“国民会议”根本不是一码事！如此一来，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汹汹###声很快就惊醒中南海里的黄粱梦，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讪讪地宣布取消帝制。难逃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就在此时，《京津太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丰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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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有谁知国士（6）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着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此时，袁世凯已病入膏肓的消息开始在政坛流传，作为帝制运动的头号干将，杨度的结局自可想见。社会上已有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消息。针对这一传闻，杨度的回答是：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真有点敢作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那篇堪称经典的《君宪救国论》中，他说：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订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正因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早年在日本时，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杨自称）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既然政见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民国肇始，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抵京城与袁世凯会面。其间，黄兴力邀杨度加入生机勃勃的国民党，但杨又以政见有异恕不同党的冷面谢绝之！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