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来避难。尽管已是民国了，尽管他曾任中华民国地方政府的实权人物，但因参与了公开反对当朝大总统的“讨袁”行动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倪嗣冲的追捕（通缉令上，他名列第一），这位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顾问不得不亡命于十里洋场。那一年，他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曾以“独秀山民”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言及沪上生活之惨状：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刚一岁的儿子鹤年，只身去了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这次的东瀛之行，使他与李大钊等一批发愤改造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也使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充足了电。他不再安于躲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靠在别人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指导人民的思想，他要到争取民主的最前线亲自上阵拼杀！最后一次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给自己定好了“岗位责任制”，即：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他的动机十分明确：
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他有过办杂志的成功经验：晚清时，他在家乡办过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三千份的发行量成为国内白话报刊之最；在日本时，他帮助章士钊编辑过《甲寅》，与李大钊等的相识，即源自该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国初年，论写论编，陈独秀都无愧为国内一流人才；论思想之深刻，更是无人比拟。所以，壮志雄心的陈独秀借群益书社之壳，于当年的9月15日出版发行了划时代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里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三篇！后因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周报
《上海青年》找上门来，称有混名之嫌，陈独秀遂自民国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把刊名改为了《新青年》。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从此，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精英的那一代人，哪个不曾被陈独秀的声音感动得热血沸腾并因此而投身于自己认定的政治目标？两年后，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任教，除了带去了高君曼及一双儿女外，还带去了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钊、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参与后，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在北京的日子里，这位风风火火的“总司令”，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所以毛泽东也承认，没有五四运动，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民国八年（1919年）6月至9月，陈独秀第一次入狱。北洋政府迫于空前强大的社会压力，只得释放了这位知识界的精神领袖。翌年2月，在新一轮牢狱之灾降临之前，李大钊掩护他乘骡车逃离京城，然后南下上海。一如两年前北上，这次，他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新主人。本来这里是柏文蔚在沪的寓所。辛亥革命后，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时，聘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差一点让陈独秀丢了命的皖省讨袁行动，也正是这位柏先生主持的。陈与柏之情谊很有点像后来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对毛泽东所言，是“同志加兄弟”。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已为中国思想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竭诚拜谒吗？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铁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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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居然没一个字提到陈独秀！也许，就是嵌这标牌的地方，当时陈独秀挂了一块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气地写着一行字：
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不知这个“限时令”对革命同志是否适用。民国九年（1920年）春天住进这里的陈独秀，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更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办公室。一位神秘的俄罗斯男子，就曾在一位满口山东平度口音的大个子中国人的陪同下，频繁造访此宅，十五分钟对于主客谈的重大话题来说，显然太短太短！这位“老毛子”叫“吴廷康”（即维经斯基，亦译威金斯基），但“吴先生”的来历只有陈独秀本人知道，甚至连在北京写信介绍他来沪的李大钊也不知道，忠厚的大钊先生只以为这是俄籍同事介绍来的一位海参崴记者呢！其实维经斯基是一位苏共特使，那位陪同者是位华裔苏###员、早年从山东平度闯海参崴的华侨领袖杨明斋。他们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考察中国各种激进的政治团体的实力，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新解密的史料证明，当初，比之手无寸铁只会讲书办刊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苏共决策层更势利地看好了拥有南方割据政权和国内第一大党的孙文博士。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打算让国民党的“教父”孙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只因孙氏不为所用，他们才转而选择了“南陈北李”这些势力尚小的但却理想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维经斯基的多次造访，完善了陈独秀的建党思路。民国九年（1920）8月某日，陈独秀与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李达和施存统在此宅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共同起草了党纲，并推举陈独秀为本党总书记。当今世界第一大政党，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陈独秀的家中成立的。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此宅内成立起来。必须说明的是，无论“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还是“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每次开会，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在场。关于中共的建党日期和地点，其实最早的一批中###员张国焘和张申府都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张国焘说，是年8月底，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把与陈的谈话经过告诉了李大钊，“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张申府则写过，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罗素，“就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这比人们习惯的建党日期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与李大钊频繁联系，并分头致信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才有了一年之后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的召开。后来，随着陈独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与会的湖南省代表毛泽东成了中共创始人，而前一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组”或“中共上海发起组”。如今，中###史专家已经把中共“一大”的准确日期考察清楚了，即并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该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权威教科书还是没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创立的问题说清楚。显然，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说成了建党日，并不确切，恰如人们不能把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定为该党的成立日一样，因为国民党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陈独秀而笼罩在中###史上空的迷雾实在太浓！
民国九年（1920年）的陈独秀头上没有迷雾，这位导师像阳光一样暖热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断接见前来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囊中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新青年》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