怂�30万银元，使他终于在1903年于巴黎办起了独资的商行，即著名的通运公司，地址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从此开辟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之先河。
李石曾先生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我初识卧禅（张静江），他不过二十四岁，已是‘眇能视，跛能履’，虽还不是卧禅后几年抬在椅子上的形态，但已是初步。他本生在一个富豪之家，而潜伏在内心的却是佛而杰之大施舍家！大建设家！大革命家！大慈大悲的佛家！”“我们同船到了巴黎之后，常常一同出去，或工作或游览。卧禅向以大富见称，但其行动极为随便。那时巴黎还无汽车，只有马车与马拉的公用车，或火力电力发动的公用车。公用车并多用楼形，楼的上层为二等，价廉；下层为头等，稍贵一两个铜板。有时楼下坐满了人，卧禅并不要改用单雇的小马车，也不耐烦等候下一班的公用车，而运用不便之目与不便之足，手紧紧地抓住铁栏杆走到上层。有时他与我及几个朋友，或是他店铺中的同事一起到树林中去玩，从他那在马德兰广场的商店，各骑一辆自行车，同穿过最热闹、最繁华的总统府大街，直奔树林而去。要知道，在巴黎最热闹的街市，如上所举之广场和大街，普通人有时还觉得害怕，而‘眇能视，跛能履’的张先生居然能之，或勉强为之。见微知著，此可以看出一点他与常人不同的个性！”3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2）
通运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牙器，以及名贵的古董、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于是生意大旺。4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无意中撞上了一个外国人睁开眼睛看中国艺术品的时代。当时上海等城市虽然已经开埠60年了，但是到中国来的基本都是生意人，欧美国家只是知道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是好东西，而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还不了解。自从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从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及紫禁城中抢走了大量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之后，这下让西方的收藏家、艺术家、考古学家如梦初醒，眼界大开，原来中国还有这么灿烂的古代文化，还有这么丰富的艺术品！因而中国文物一下子成了欧美市场上的走俏商品。利益所趋，致使文物大盗斯坦因和伯希和，先后深入西部大漠，去敦煌莫高窟淘金淘宝，他们盗走的唐宋年间的珍贵经卷都是马拉驴驮的。接着就不断有西方的考古团和调查团深入中国内地，所到之处，他们总有所获……张静江等到达法国的时候，正是1900庚子年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西方人正急吼吼地大肆搜刮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关税制度，对于一切古代文化艺术品都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中国文物的走俏就势在必然了。而中国还没有像后来这样完整的文物法规，文物不但没有级别上的鉴定和管理，而且大量都散置在山川田野和老百姓家里，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市场的红火，管理上的漏洞，都大大刺激了张静江的胃口，所以除了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之外，他看准了行情，在文物和艺术品的经营上很下了一番功夫，这使他财运大发。
有一次他手下的人在山西某地，用10块银元买了一只宋代的瓷钵，运到法国后很快就以一万美金脱手。
又有一次在宁波某寺院，他在国内的“收货”人花了300元，向一僧人买了一个身高一公尺的白瓷兰彩的观音菩萨像，其瓷质的细洁，色彩的亮丽，造型的生动，世间罕有其比。此菩萨是寺中之宝，经办者深恐被人发觉而阻止运出，于是在得手的当夜急急运至上海，又乘最近的一班轮船运往美国。这个白瓷观音一到纽约，当即就有人出价20万美元收购。而张静江心还要“狠”，非50万美元不卖。5 后来这个白瓷观音在张静江家收藏了几十年，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在去世前，把它捐献给了纽约郊区的一个大庙（由著名船商沈家桢先生捐建，庙里有几十米高的菩萨），该庙特意为之建一座观音堂，供大家瞻仰。
通运公司后来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分公司。纽约公司的经理是张静江的妻弟姚叔莱。在上海也设有分公司，地址在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鸿仁里，即张家的同乡，南浔刘家三房刘梯青的老根据地。他的不少亲戚和同乡都是他的帮手，如其舅父庞莱臣，是国内第一流的书画收藏大家，正可以当他的供货参谋；其同乡蒋孟苹、周佩箴及薛竹荪也都曾积极参与其事。6
后来，通运公司的茶叶部业务一再延伸，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其陈设之豪华、民俗风情之浓郁，在巴黎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而革命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曾在这个茶馆里召开。7
那时张静江得天时地利之助，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就可以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6次，其获利之巨，可以想见。总之，张静江在巴黎的确旗开得胜，钞票不知赚了多少，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获利之巨，无法估计。”8
旅法华人中的“三剑客”
人的命运有时会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而变得异彩纷呈、波澜壮阔。张静江一生的命运就跟他的几次奇遇大有关系。如同他在北京的宴会上遇到了李石曾，从而带出了他赴法经商的经历一样，他于1905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吴稚晖慕名前去访问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把一个商人的张静江，居然变成了一个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张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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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3）
当时的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的荟萃之地，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张静江受到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影响，思想锐进，言论开放，俨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家自居，在公开场合大发议论，逐渐在留学生中出了名。他思想激进，但公开身份却是清廷驻法国公使馆的一个外交官，所以他的过激言论就受到了怀疑，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清廷派到旅欧学界的间谍，有一次还差一点挨了打。这使得张静江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这样。但是他很快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确是个主张思想解放、实行社会改革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革命派。9
吴稚晖也是一个民国奇人，其性格上的豪迈不羁，比起张静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大张静江12岁，在日本时，曾因中国驻日本公使蔡钧（和甫）不肯保送留学生进成城学校之事，而率众大闹公使馆，最后被日警押解出境，由蔡元培先生陪伴回国。他回国后参与创办爱国学社，又为《苏报》撰文抨击清廷。1903年《苏报》案发，他被怀疑告密而出走伦敦、巴黎，当时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家。他与张静江的见面颇似当年李石曾与张静江的见面，两人一见面就长话不止，感慨万分，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看法一致，一拍即合。他们两人又都认识李石曾，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张之识李，已如前述。吴之识李，则首先是因认识了李鸿藻。当初吴稚晖参加壬辰科（光绪十八年）会试时，李鸿藻就是四总裁之一，因此亦可以师生视之。后来李家老太爷请齐令辰先生（齐竺山、齐如山、齐寿山之父）来家教读，王照（小航，甲午进士，也是李鸿藻的门生）也常往来于李氏家塾中，李石曾从王照的谈话中，多次听到吴稚晖的大名。所以在李石曾赴法前到上海等乘法国邮轮时，即去访问过吴稚晖。现在他们三人都到了巴黎，来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的、最适合他们的性情发展的自由世界，他们的满腹经纶就算找到共同的喷发点了。10
为张静江管过三十年账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在《漫谈张静江》一文中说，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布伞，说话口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在上海住在张家时，张家的佣人从其床底下发现一大堆脏衣服。他衣服脏了从不交佣人洗，而是上街买新衣服穿。
张静江的举止行为倒没有什么怪癖之处，但是思想上有时甚至比他们二位走得更远，笃信西方的所谓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等学说，比起他们两位似乎更加来得“煞根”（彻底）。其关于男女关系之界说，尤其颠人魂魄，认为：“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种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11此时还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还在孔孟学说的轨道上，不知那些穿长袍、梳长辫的人们听之，有没有昏过去？
尽管如此，他们三人还是非常情投意合的，所以他们合作的产物很快就诞生了。1906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在巴黎创建了著名的世界社，第二年又刊发了《新世纪》（周刊）杂志（吴稚晖担任主编，张静江供应所需经费）。该刊的宗旨，在其创刊号的“趣意”中指明“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还出版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以此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基地。这些刊物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大力鼓吹革命排满的思想，反对君主立宪的主张，广泛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壮举、地理风俗、民主制度，猛烈抨击了清廷的专制制度，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与同盟会在日本的《民报》遥相呼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故其影响，不只是留欧学界，对于唤醒旅欧华侨的觉悟，亦颇多贡献。《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