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图书馆大购宋版书。平（北京）贾已开出书单若干寄去，国宝一失，不可复得，大可焦虑！务恳速为设法，或由渝设法通知张某，不应代为收购，欲购者，必须经过审查，验明无关文献，并非国宝，始可任其寄发。否则，必须设法截留。此事关系民族文化太大，务恳告知骝（朱家骅）、立（杭立武）二公，速想一妥善办法为荷！”（1940年5月21日）其实当时张芹伯并没有在美国留学的弟弟，可能是误传，但是把郑振铎紧张得不得了。而当时各种势力都在“虎视”着张家的藏书，这倒是事实。
在1940年7月20日的信中，郑振铎又汇报说，他已经接触到张芹伯的藏书了，“刻下积极进行者，为张芹伯及嘉业堂二批书。芹伯书中仅宋版已有七十余种，黄跋本有百种左右，诚南瞿北杨之后劲也。”在这封信中郑振铎还提到张葱玉的藏书：“现存款无几，刘晦之之宋版书及张葱玉书，均亟待续款寄到，始可进行。”
郑振铎买到张家的第一批书，是黄丕烈校跋本，看来是在1940年10月底拿到手的。郑振铎在11月1日的信中向蒋复聪汇报说：“芹款已到，连定洋万元，共已付四万元（上月底付三万）。昨日傍晚，取来黄氏校跋书一百零一种，三百又三册（中一种仅有藏印），点收无误。兹抄目奉上，乞存查。此批书琳琅满目，应接不暇，虽仅二箱，而浩若渊海，黄跋书当以此为巨观矣。披览终夜，喜而不寐，摩挲未几，几于忘机。宋元部分，待点查完毕后，亦即可收下，乞勿念！”得宝后的欣喜之情，已经情不自禁。
郑振铎不愧为识货之人，这101种黄丕烈校跋过的藏书，是张芹伯藏书的一大特色，是得之非常不易的宝贝。张芹伯为此非常得意，引以为荣，他曾得意地对儿子说：“黄跋书，全国没有人比我多了！”10
到1941年5月，郑振铎方才真正接触到张芹伯的宋版书中的至精部分。他在这年5月21日的汇报信中具体列举了四家藏书，而张芹伯的芹圃藏书列在第一位。信中说：“（一）张芹伯（芹圃）之藏书一大批（衣仁先生携上之《芹圃善本书目》即张目）总数约一千五百余种。除普通书外，善本约有一千二百余种，惟亦有中下之品窜杂其间。最精之品，总在五六百种以上。‘经部’若宋刊《篡图互注周易》、宋刊《易注》、元刊《韩诗外传》、宋刊《仪礼经传通释》……‘史部’若宋刊《史记》、宋刊《五代史记》、宋龙爪本《资治通鉴》、宋刊《通鉴纪事本末》……‘子部’若元刊《孔子家语》、宋刊《近思后录》宋刊《黄氏日钞》……‘集部’若宋刊《楚辞辨正》、宋刊《反离骚》、元刊《李太白集》、宋刊《草堂诗笺》……大半均为铭心绝品。其他明钞明刊，亦均佳。黄尧圃校跋书亦在百种以上……曾偕森公（徐森玉，字鸿宝，湖州人，算是张家的大同乡，解放前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至其寓所审阅数次，极感满意，颇有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尚拟再往一二次，俾能尽读其精品。此批书，张氏去岁开价五万（或美金三千），曾还以三万，芹伯嫌过低，然亦表示可以接近商谈……”
这是一批张家藏书中的至精部分，在价钱上自然有一番讨价还价，直到这年的10月底，总算双方最后谈妥了，决定以70万元“搞定”（中有物价飞涨的因素），并签下了购书合同。这时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因为只要日本人一打入租界，所有的掩护屏障就都不存在了，抢救图书的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了。
在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说，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天，郑振铎还沉浸在获得张家藏书的巨大喜悦之中。他在给蒋复聪的汇报信中情不自禁地说：“芹货点收，将次完竣，佳品缤纷，应接不暇，静夜孤灯，批卷相对，别有一种异香溢出册外，诚足自喜自慰矣。兹将接收之宋本编目奉上，俾便考查……我辈有此一批宋本加入库中，顿添无穷生气，若再得瞿、潘、杨所藏，则恐不仅人间第一，亦且远迈天禄琳琅而上之矣！三百年来，殆将以吾藏为最巨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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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5）
当然，在郑振铎无限欣喜的时候，可能就是张芹伯孤灯落泪的时候。他在把书卖出的时候，心中还存有将来把书再买回来的念头。据他的二儿子张泽瑚（殷六）先生说，这批书在出门之前，其父曾把他和他的哥哥张泽璇（号齐七）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他已经在他最喜欢的珍本上每部都盖了4枚图章，其中两枚是他本人的收藏章，即 “芹圃收藏”和“芹伯”，还有两枚是他们小哥俩的名字章，一方是“张泽璇”（即张齐七），另一方是“张泽瑚”（即张殷六）。并对他们说：“我在最喜欢的书上都揿了4枚图章，你们两个的名字都在上面，将来你们有朝一日发达了，你们要把它们再收回来！”这就更说明白了，他本意根本不想卖，而是实在没办法！
比如那部宋版的《李贺歌诗集》，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一部书。台湾出版界曾花大本钱把此书重印了，精装精印。大陆方面没有办法拿到原书，就依照台湾版出版了简装本，适逢大陆刚刚粉碎“四人帮”，读书人思书如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口气印了数十万册，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足以见张芹伯当时的眼光。
好在他的这些书若干年来，都被完好地收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库中，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和研究，这也许是张家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张芹伯有一部《芹圃善本书目》，就是当时的出售书目，1969年台湾广文书局将其影印出版，也足以证明学术界对其的看重。
张芹伯所藏善本半数来自继承其父的适园藏书，半数由他自己购藏。看过张芹伯写的藏书题跋的学者认为，张芹伯的考证、鉴赏功夫，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这些被郑振铎买去的善本书，1941年下半年运到香港，抗战胜利后运回上海，1949年上半年又被运到台湾，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
张芹伯的长子张泽璇继承了其父剩余的藏书，还有几十个书箱（这种书箱张芹伯的大女儿张颖初家现在仍保存一只），从复兴西路家中的书房地上直摞到天花板（那书房有40平方米）。解放初期，郑振铎与张葱玉再次来到张家，还是为书的事情。他们动员张家向国家捐书，张泽璇代表张家把那几十只箱子的书捐献给了北京国家图书馆。据说其中包括一些宋元古本，如宋版《容斋随笔》《舆地广记》等。事后张葱玉从北京有奖状送来，可惜后来“文革”中被造反派毁掉了。
在此之后，张芹伯的郭氏夫人手里仍保留着少数珍贵的宋元版本书，和古代字画，那是作为最后的家底，以备不测的。果然，在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都陆续送到旧书铺里去了。
张泽璇后来因为失恋变得神经失常，不能工作了，曾跟姐姐张颖初住在一起，于20世纪60年代去世。
9。中国古钱币大王张叔驯（1）
张叔驯是张氏家族数位传奇人物中极具个性的新派人物，也是一位深受家族成员和众多朋友喜欢的“快乐王子”。如前所述，他继承了其父终生热衷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细胞，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收藏家之一，被誉为中国古钱币收藏大王。
高墙深院里的“小开”
张叔驯（乃骥，1899~1948）是张石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张石铭的元配夫人徐咸安生的最小的一个孩子。他从小聪明伶俐，长得虎头虎脑，一双大眼睛像是总在探究着什么，很讨大人喜欢。
如同很多传统的大家庭一样，他的父亲担心家里的财气会给孩子的安全造成隐患，不放心他们外出读书，于是就把他们都圈在大宅院里，花高薪聘请先生住在家里，教孩子们读书。以至于张家的孩子们在离开石路大宅院之前，都不曾进过新式学堂，他们的学问全是在高墙深院里跟私塾先生学的，尽管石路距离新潮汹涌的南京路只有两条马路。
张叔驯的国文老师是浙江海宁著名的“陈阁老”1的后代。陈家祖上有人在清廷做高官，获得朝廷很多赏赐，在海宁有很大的宅院，其中有一个大厅号称“百桌厅”，据说能摆下一百桌酒宴。陈老先生本人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老夫子，晚清时在京城里当翰林，辛亥革命以后家道中落，寓居上海，成为张家的家庭教师。论年龄，他应当跟张石铭差不多。
这位陈老先生为张家立下了很大功劳，教了张芹伯、张乃骅、张叔驯一代人，又教了张葱玉、张南琛、张泽琏一代人。经他教授的这些张家子弟，其中有三位后来在文化界卓有建树——张芹伯成了著名藏书家，张叔驯是古钱币大王，张葱玉成为第一流的书画鉴定大师。除了家庭的影响和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的国学根基，理应归功于这位陈阁老后人的教诲。这位陈老先生的女儿陈德和也是张家的家庭教师，负责教女孩子，也是教了两代人，她们是张湘英、张淑英、张颖初、张微。陈老先生在张石铭去世后仍健在数年，还跟随张叔驯一家搬至淮海中路的大花园里住，抗战前在那里病逝。他的女儿陈德和在抗战爆发后回到乡下。现在的张家人还常常谈起这两位张家的有功之臣。
名师出高徒。张叔驯师从这样一位老学究，从小打下的国学根底自然不同凡响，加之家学熏陶，举手投足之间，朝夕过眼之物，不是古籍就是古物，其文化学养和价值取向，自然就与传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大宅门里的生活规矩是很严的，老师安排的功课很多，即便是课余休息，也不能出去疯玩，最多被允许在院子里“放放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