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最好的油漆是一定要中国的猪鬃刷子刷的），非常富有，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另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大富商就是无锡的（薛寿萱）先生，他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的孙子，他还是他的同乡、著名的实业大家荣氏家族的亲家。这类人在抗战之前并不很多。
第三个群体就是抗战期间来到美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及其家属。我们一家就属于这一群体。这个时期来美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多起来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才渐渐发生转变。抗战胜利之后，来美国的人就更多了。不仅有大陆来的，还有从台湾和香港来的。现在旧金山就有五个中国人的社区。那时富人逃难，到香港的多，到美国的少，还有一部分人到了巴西，因为在巴西开工厂容易，而在美国开工厂被控制得极严，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美国开工厂，都是做些商贸生意。
最初，薛先生只是做蚕丝和丝织品贸易，但他的聪明才智使他在股票和日用品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有一年，美国农业部批准他为最大的大豆贸易商，这使得他在旅美华侨中更加出类拔萃。他住在纽约最好的住宅区，他那豪华的两层楼房可能有1000平方米。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吃饭，并且招待那些来访的中国显贵。也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父亲还认识了几位高层的民族主义者，如宋子文和顾维钧博士。
对中国古董的共同兴趣把父亲和薛先生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们早在上海时就已相识，但直到我父亲到纽约的几年之后他们才成为密友。薛先生也是在生意发达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收藏家的。那时，他相信父亲谨慎的鉴定和中肯的意见，还想建一座一流的中国古董收藏馆。在后来的交易中，古董总是那么令人愉快，即使不是为了据为己有。他们喜欢在小店铺、拍卖会和私人收藏馆里搜寻他们中意收藏品，查证它们的背景和历史，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真伪，最后估算它们的价值。
1942年的秋天，我去麻省理工的自然科学学院学习。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工程师和科学家很急需。所有的技术学院都是四年制的。我一年到头地埋头读书，很少回家，只用了三年而不是四年就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那几年，由于我没有时间回家，取而代之的是我父母每年从纽约驾车到我的学校来看望我几次。在学校里，我曾经一度不再熟悉我父母的活动和他们的财政状况，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好到了我无法想象的地步。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到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最好的饭店去与他们会面，可以邀请很多学校里的同学或朋友（10到15个）一起来吃豪华大餐——我父母热情好客的天性再次获得尽情的展现。
后来我才知道，父母那时正在发达时期，他们采纳了薛先生的建议，投资股市。1944年的一个夜晚，父母突然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他们已经从“河谷”搬到“公园大道”（即Park Avenue；纽约市内另一个高级住宅区）的一栋豪华公寓里去了。
我推测那时候我父母已经相当富有。从1942年到1944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平均上升超过了60个百分点。任何人如果也像我父亲一样，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买进股票，那么他也能轻松地赚到6到8倍的利润。1940年代中期真是我父母一起在国外生活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很多在上海的老朋友因为退休或者是做生意，这时都陆续来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的社交圈子变得更大了。
那时候，薛家就是他们这个社会层次的活动中心，来客都是所谓的侨居美国的高等华人，主要有Walter Kwok夫妇（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儿子，跟我父亲当年就是打网球的朋友）、（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的侄子，当时任纽约中国银行行长）、Victor Hoo（胡世泽，中国外交官，法国政治学院博士，1940~1945年间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即毛泽东的同乡李国钦，华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老华侨，是当时旅美华商中最有实力者）、（无锡望族唐家的人）、Bang Hsia（夏鹏，上海人，中国交通部的顾问，还是纽约环球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国钦的弟弟，我父亲在上海时一起跑马的朋友）、（荣鸿三，上海面粉业和纺织业大王荣宗敬的二儿子，与父亲是多年的麻将、扑克朋友）、Alfred Sze（施田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儿子，当时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环球贸易公司的人）、Victor Yung（无锡荣家的外甥）、（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曾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开会）、（席德懋，我丈人席德柄的哥哥，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李叔明，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杭州电器公司总经理、大同化学公司总经理）、（姚叔莱，张静江元配夫人姚蕙的弟弟，为张静江管理生意）、（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Soldmon Leung（席德懋的女婿，与宋子良是连襟），以及卢芹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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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3）
他们经常去薛家的豪华住宅里打扑克、搓麻将、吃饭，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次。在合适的季节，赛马也还是一个受欢迎的日间运动，但是我父母还是经常和Walter Kowk一起去游览各地名胜，他们对旅游和社交的爱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尽管父亲忙于照看生意、寻觅值得收藏的古董、和朋友一起参与社区活动和比赛，但他从未忘记二叔公，他和母亲每个星期都要驾车15公里去看望他老人家。
抗日胜利以后，一些从上海过来的中国人就急着要回去，而我父亲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他在纽约的生意进展良好。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六姑妈很负责地回家帮父亲料理各类事务，并在父亲不在上海的时候卖掉了他的房子来还债。这些债务包括了父亲用一部分最好的钱币藏品作的抵押贷款以及在国外初期的一些花费。其实，那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回国，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多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在市场鼎盛时期，他们的股票价值40万美金。按现在的价值来算，相当于350万美元，甚至更多！
悲哀的是，这些财富只是一个好梦，而好梦总是不长久的。在1946年9月，美国劳动节后的那个星期二，当我们的财富经过四年半的累积几乎达到了1942年初的两倍的时候，股市开始暴跌。这成了我们家后来漫长、悲伤而痛苦经历的开始。
母亲总是很果断也很实际。在经历了股市的暴跌之后，她变得很紧张。她敦促父亲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并且提醒他说，这样我们虽然损失了很多利润，但是剩下来的仍然使我们很富有。然而父亲迟疑不决，他希望看到股票可以再次上涨。后来的确上涨了一点，但没涨到他满意的程度。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就一直不景气。因为他的投资是举债经营的（股票以极小的毛利购进），利润很快化为乌有，这样一来，父亲就更不愿意卖了。
我当时在外面读研究生，但是我知道父母亲为投资的事情吵得很厉害。1946年底的一天，我们开车去看望二叔公。母亲再次规劝父亲清算他的股票，父亲不同意。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父亲说：“别再强迫我了。否则，我就开车撞墙，杀了全家！”
到最后，他的经纪人迫使他对资产进行清理，因为这时他连自己的原始资本都赔进去了，股票比他五年半之前开始买股票时的市值还要低。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密友，自信的薛寿萱先生这时都没有办法帮他，因为薛先生和他的处境相同。只是薛先生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在这场金融巨变中还可以挺得住，不过好几个跟着他做股票的亲戚，老本都赔光了。
父亲于1946年圣诞节，在灰心失望中回到上海。他希望从自己在中国的资产中清理出一部分，来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但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进展甚微。因为他名下的财产在他出国期间，都是交由他的姐姐张智哉代为保管的。抗战胜利后，张智哉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她在战乱中，曾把不少固定资产过户在别人的名下以求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有不少在战后被政府没收了）。他分拣了他收藏的珍贵钱币，把其中最好的2000枚带到了美国。
更可悲的是，从他1947年4月回美国之后，坏消息就一直不断。
1942到1946年间，他做股票生意挣了很多钱，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是会免税的。但是一回到纽约，他发现这是个错误。美国税务局给了他一张四万美元的税单。他的心都碎了，整个家庭也为之惊恐不安，因为这笔税单将把我们仅存的宝贵家产抵消殆尽。我听说了他的经济灾难，当时我在学校，我立即决定从学校出来，去找一份工作。我同时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和投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过分贪婪。由于上述的原因，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我和弟弟泽琏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靠独立奋斗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也许我对于1946年经历的这场灾难矫枉过正了，以至于我一辈子都没有借过钱，甚至没有过房屋抵押贷款。只有一次例外，1954年结婚度蜜月时借过400美元。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4）
当时有一位很有钱的中国商人，相信人们在战后一定会对中国的古董有很大的需求。他希望在纽约开一家古董店，请父亲收集一份详细目录，并且请父亲来经营这个店。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父亲是在上海与他会面的。无论如何，这是这个陷入金融绝境的家庭唯一的一点希望。也许父亲通过这次冒险可以重操旧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东方良艺”商店终于在1947年春天开业了。我不记得太多的细节，因为当时我在纽约城外的一家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