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监护对象过着一种边缘生活。从法律上和政治上讲，政府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那些虽然长得过大但是为了其自己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指导和监督的孩子一样。
当时的政府不重视印第安文化。原住民被当作是必须加拿大化、基督教化以及“文明化”的“野蛮人”。
这一活动扩展到了感化院。1877年，马尼托巴感化院学校充满了接受摒弃“迷信”的原住民。1883年，该感化院收押了11名苏族人，1这导致监狱长塞缪尔·贝德森雇佣了1名铁匠教师。当局希望爱马的原住民喜欢这一行，接受体力劳动的生活方式。
原住民似乎不感激感化院为他们所做的努力。贝德森指出，印第安人“在监禁中心力交瘁，非常怀念他们户外生活的自由。”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囚犯既不能说英语，也不能说说法语。监狱规则对他们没有意义。
1883年，两个原住民囚犯从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脱逃而被抓获。在审判中，其中一名叫米沙奇·萨姆（Mesatchee Sam）的囚犯说，他“厌恶铁”，不喜欢住在石头房子里面。另一名叫海达·约翰尼（Hydah Johnny）干脆说：“咳，这里工作很苦，食物很差。我厌烦了。”
原住民老是逃跑，使得感化院当局引进了一种新的抑制器械俄勒冈靴子，用以使他们的速度慢下来。这种靴子是金属框架的，重达20磅。原住民囚犯的窘境中最悲哀的一面是，他们常常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被监禁在监狱里。通常，他们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族人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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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司法制度
原住民有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与欧洲人对他们实施的司法制度极为不同。原住民社会是公社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由大家共享。因为几乎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所以他们不可能盗窃。
谋杀是一件由家族之间解决的私事。从理论上讲，被害人的亲属有权复仇。但是，他们常常同意接受赔偿。有时，他们甚至收养谋杀犯来替代其失去的同族被害人。
赔偿的原则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一些本血统印第安人在19世纪80年代死在马尼托巴感化院的时候，其部族与政府通过经济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19世纪，原住民犯罪率很低。1906年，感化院监察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ewart）指出，在联邦监狱系统的囚犯之中，原住民仅占％。他认为，由于“政府对作为其监护对象的原住民实施了额外的监督，原住民比一般白人更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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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与社区
在18世纪，监狱的高墙不仅仅是一道屏障，而且更是一个象征。它不是把人关在里面，也当然不是把人关在外面。一种活跃在监狱和街道之间的商业很繁荣——持续涌动着的好奇、慈善和贸易。尽管很恐怖，但是看守所是社区的一个常见特征。看守所的囚犯依然与社区保持着联系。
在19世纪，监狱和街道之间自由、容易的交往终止了。新的监狱——感化院——变成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实体，有意对社会封闭。像孤立的营地一样，许多新监狱都被单独建在遥远的和不能抵达的地区。监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和不可渗入的世界。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感化院产生了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氛围，公众开始觉得其中的囚犯们似乎奇怪和危险。
在许多监狱，只有神职人员才被允许访问监狱。在金斯敦感化院，“优等阶层”的人们付费之后可以盯着囚犯们看。1901年，时任监狱长J。 M。 普拉特（J。 M。 Platt）抗议他的感化院不是“动物园或动物展览会”。此后，这种游览便被取消了。
到20世纪20年代，监狱被紧紧地封闭起来。看守们发誓保守秘密，所有通信都经过严格审查。如果允许囚犯们拥有报纸，他们就会意识到加拿大公众关心的事情。对这些事情，他们不用看，也不用想。只有少数囚犯援助工作者了解或者关心针对囚犯们发生的事情。
1932年，监狱爆发了一系列暴动。监狱因此首次上了报纸的头版。1938年加拿大政府阿香博委员会的报告暴露了许多监狱滥用职权之事，激起了更大的改革热情。矫正当局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对公众舆论负有责任。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监狱相对平静，管理者们追求一种渐进式自由化政策。当局允许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到监狱检查，但是他们的评价不足于令通俗新闻兴奋。
在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一些囚犯求助于暴力行为——暴动和劫持人质——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为了反驳动人的无据新闻报道，加拿大矫正当局不得不扩大了他们的公共关系计划。在80年代，加拿大矫正局正通过扩大公共关系计划和邀请公众参加公民顾问委员会和许多其他志愿者计划来整合力量增强公众对矫正计划的意识和理解。
公众心目中已经确立的陈旧观念妨碍矫正当局各项教育努力。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动人的事件上，但是绝大多数囚犯服完刑之后都要回到虚拟匿名的社区中去。一旦理解了这一点，社区就会在矫正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途之家：监狱之后的生活？
当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3在囚船上被关押19年之后获得释放时，他发现自己无法生存。没有人向他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地，甚至当地监狱也不要他。
冉阿让的困境是18世纪和19世纪刑满释放的罪犯所要忍耐的普遍不幸。许多刑满释放的罪犯不得不重新犯罪来求得生存。
在19世纪的加拿大，新释放的囚犯从监狱当局获得一套标准的便服、少量的现金和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在看守的陪护之下上火车或轮船：他们在启程的汽笛响起之前还不能真正获得自由。
1910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J．M．普拉特说：“因此，当局通过铜钮扣而不是铜管乐队，将刑满释放囚犯的离监向他希望在其中成家立业的世界和社区做了广告。他在旅途中行进时不断受到张望、指指点点，或许还受到嘲笑和愚弄，直到他抵达目的地为止。”
无论囚犯们到了哪里，他们的服装都会泄露其身份。1876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约翰·克赖顿指出：“一套免费的制服正好像贴在穿着者后背上的一个表明下列信息的标签：刚从感化院出来。”
如果他们运气不错，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须把自己的过去隐瞒起来。1879年，时任加拿大感化院监察的J．G．莫伊兰形容警察队刑满释放囚犯的监督“比监狱还残忍。”就像无情的贾沃特（Javert）监察追踪不幸的冉阿让一样，刑满释放的囚犯都生活在对被警察暴露身份的担心之中。
冉阿让和数以千计现实的刑满释放囚犯所需要的是一个中途之家。在一个不宽容的世界里，这种新机构变成他们的希望绿洲。
北美第一座正式的中途之家是纽约市的艾萨克·T．胡珀（Isaac T．Hopper）之家。这是1845年由教友派信徒建造的。尽管社区的反对声浪很高，到19世纪后半叶建成了更多的中途之家。美洲监狱协会甚至也反对建造中途之家。在19世纪90年代，美洲监狱协会声称中途之家会制造“一个永久的不受欢迎的公民阶层。”
在加拿大，像天主教堂和救世军之类的宗教团体最先向刑满释放的囚犯提供宿舍和庇护的车间。第一个真正家庭式的中途之家是1954年在多伦多建成的英国国教贝弗利旅馆（Anglican Beverley Lodge）。
1962年，尼尔·利比牧师（Reverend Neil Libby）在温莎（Windsor）建造了一座中途之家。他把这座中途之家称之为圣伦纳德之家（The St．Leonard's House），后来又称之为囚犯的守护神。圣伦纳德学会此后继续在全国建造中途之家。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和社区都需求解决重新犯罪的办法，中途之家运动急剧扩大。
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日假释的男犯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一些服刑农场和森林营地也能够起到中途之家的作用，因为它们的周围没有警戒并向囚犯提供更多渐进释放到社区的机会。
中途之家就像减压室：它们帮助刑满释放的囚犯逐渐适应自由的要求。很少有囚犯一释放就有工作在监狱外面等着他们，而且也很少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雇佣刑满释放的囚犯。现在尽管刑满释放的囚犯可能有人担保，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可能由于刑满释放这一烙印而不能从事某些行业和职业。在感化院取得的培训证书可能在大墙之外得不到承认。中途之家向他们提供一个暂时避难所，直到他们能够自立为止。
除了就业和吃住这些实际问题之外，刑满释放囚犯还面临着情感适应方面的困难。1956年，关于假释的弗托克斯报告（the Fauteux report）指出：“一个在某一加拿大刑罚机构服满全部刑罚的囚犯在释放时要经历从监禁向自由的过渡。这一过渡的程度就像他在开始服刑时所经历代从自由向监禁的过渡一样强烈、突然和极端。”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加拿大人认可在他们的社区内建立一个老年人或残疾人之家，但是只有35％的人容忍一个刑满释放囚犯之家
刑满释放囚犯需要重新学习许多东西。在多年的依赖和被管之后，他们必须开始自己为自己着想。他们可能会因为优柔寡断而深感无助；他们可能会野蛮冲动；他们可能会贪恋刺激，希望夜夜聚会；他们还可能会被使其陷入沮丧的生活节奏所压倒。
使服刑人脱离监狱比使监狱脱离那个服刑人要容易得多。
中途之家的成功有赖于社区的支持。但不幸的是，这些机构及其居住者并不比在1890年时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