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辱、鞭打、戴枷和死刑很常见。唯一极少适用的刑罚是监禁。”
在相对稳定的中世纪社区里，犯罪不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乡村生活的密切、共享的价值观念和封建主义的固定经济都保证了人们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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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矫正机构
到15世纪，古老的秩序开始瓦解。政治动荡、宗教变革和经济混乱导致犯罪发展到顶峰。许多农民撇下了他们的土地，蜂拥进入城镇。但是，在城镇需要凭借知识与智慧生存。都铎王朝不知如何处理这些“强健的乞丐”。他们为失业者设计了严厉的处罚。没有工作的人受到像罪犯一样的对待，被鞭打、污辱，最后被赶进第一批矫正机构——教养院和习艺所。
教养院（Bridewells）一词源于伦敦的布莱德威尔宫（Bridewell Palace）。布莱德威尔宫是一个古老的皇家宫殿，于1557年被改建成“矫正院”。将布莱德威尔宫改建成矫正院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给予诚实工作和培养勤奋习惯的机会来拯救游民和轻微罪犯。不久，政府命令每个县都建一所教养院。
习艺所是针对城市贫民的，具有类似的目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两类机构都退化了，以至于难以与当时普通的看守所和债务人监狱区别开来。
教养院的毕业生如果仍然表现不好便可能去当船奴。自罗马时代以来，船奴的生活就一直没有太大改善。一般的船需要300个－500个划手以保持船的速度。他们5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用铁链锁在一起。划手们基本不穿衣服，暴露在极端恶劣的气候之下。他们仅仅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足以能够活下来的关照。
在海战中，船奴遭受的损失最大。如果他们不能保持速度，便会被鞭打得遍体鳞伤。如果船遭到攻击，他们会在座位上被杀掉。如果船沉了，他们会随着船一道沉入海底。
到17世纪末，英国船过时了。帆船诞生了。法国最后一批手工划船于1784年退役了。至少有47名加拿大人由于从试图谋杀到伪造和诬术的一系列犯罪而在法国海军中做过船奴。
一些罪犯还允许作为正式的海员出海。哥伦布和佛洛比西尔都曾经使用过罪犯作为船员。
女囚与刽子手
1751年8月17日，新法兰西最高理事会接到了一份不寻常的请求。请求来自魁北克皇家地牢的一名罪犯。这名罪犯叫琼·科罗莱里，20岁，布里多尼人，被判犯了决斗罪。他申请一份刽子手的工作。
他在当天就接受了面试。新法兰西需要一个刽子手，但是议员们对这名囚犯的热心感到迷惑不解。
刽子手的工作很苦，以至于必须强迫奴隶或奔向绞刑架的死刑犯来承担。但是，科罗莱里只剩10个月就服刑期满了。他为什么想获得这份会使其在整个殖民地成为最受憎恨的人的工作呢？
因为他在全身心地恋爱。
在5个月的监禁过程中，他爱上了隔壁单人牢房的一个名叫弗朗西丝·劳伦特的女囚。弗朗西丝因为从她作为女仆工作的人家盗窃衣服而被判处了死刑。科罗莱里怎样才能解救她呢？
按照惯例，弗朗西丝能够解救自己的唯一方法是嫁给刽子手。因此，琼能够与她结婚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一个刽子手。
科罗莱里得到了那份工作。两天以后，他与弗朗西丝结婚了。他此后迅速投入了艰苦的工作，从事鞭打和示众。同年10月，他执行了第一起绞刑。
这名刽子手与他的女囚妻子后来过得幸福吗？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魁北克于1754年有了一个新刽子手。然后，琼和弗朗西丝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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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死刑的一种替代措施
18世纪发生了人口爆炸，与其相伴随的是犯罪率的惊人上升。上等阶层对此惊惶失措。他们尖声呼叫“法律和秩序”。但是，在一个没有有效警察力量的社会里，唯一的威慑便是残忍和警戒性的刑罚。
在英格兰，载入名册的死刑犯罪增加到200多种，绞刑架在重负之下吱吱作响。伪造、假冒、发信恐吓、绑架女性继承人、企图谋杀枢密院官员、掏兜、海盗、残害牲畜、放火、亵渎、盗窃亚麻、砍伐树木和往池塘外放鱼等，都可以判处绞刑。
超过40先令的盗窃一般都可以判处死刑。有人因为盗窃一顶帽子、一块手绢、甚至一片牛肉而被处死。1801年，13岁的安德鲁·布朗宁因为偷了一个调羹而被绞死。但是，即使布朗宁这样的案件也不是最悲惨的。7岁的小孩都有被处死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原告不愿意起诉，许多陪审员拒绝定罪。他们抓住任何可以挽救被告的法律稻草。如果被指控的是盗窃，陪审团可以做所谓“尽职的伪证”。他们假装被盗物品的价值不值40先令。
并不是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上绞刑架。法院有将其死刑减为‘流放’的选择。这意味着到美洲殖民地当契约奴隶，那里劳动力极度匮乏。一些流放的罪犯被分配给没有怜悯心的残酷主人。但是，那些能够坚持到其刑满的奴隶通常会获得授予的土地和重新开始的机会。许多从前的流放犯都成功了，变为受人尊重的公民。
到1775年，英格兰每年向美洲流放2000名罪犯。但是，当13个殖民地赢得了独立之后，英格兰必须找到另一个罪犯倾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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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浮的地狱：囚船
同时，过度增长的罪犯人口必须得关在什么地方。现有的看守所已经爆满。刽子手在超时工作。一直持续了80多年的‘临时办法’是把旧战船当作飘浮的监狱使用。那些‘废船’狭窄、不透气，并且污秽不堪，还爬满了害虫。船上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至于每4个罪犯中就有1人死亡。像城市看守所一样，废船里充满了无事可做的人。在关押定罪的罪犯的同时，这些废船还关押乞丐、精神病人和私生子。后来甚至还发现了废船曾经将一个2岁的孩子关押在二层甲板以下的记录。
即使流放复兴之后，这些废船还保留着。1828年，依然有4000名罪犯被关押在监狱船上。最后一艘废船直到1875年才被凿沉了。从废船上活下来的罪犯可能盼望着另一个飘浮地狱：去澳大利亚的长途旅行。这一新殖民地就是罪犯刑罚殖民地而建立的，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非自愿移民。
1787年，第一船流放者在悉尼港抛下猫。整个旅途花了8个月，许多到达者的状况都很糟糕。这些船都由雇用的签约者充当船长，他们的报酬按人头付给。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可怕的拥挤、欺骗口粮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在英格兰，载入名册的死刑犯罪增加到
200多种，绞刑架在重负之下吱吱作响。”
那些罪犯被委婉地称之为“政府的人”，被送到工地上筑路和架桥。许多罪犯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自由殖民者。像在美洲一样，他们的命运取决于雇主的仁慈。绝大多数流放者最终都赢得了自由，成为农民和商人。其他一些逃到内地去了，还有一些成了歹徒——传奇的土匪。
被捕获的土匪和其他‘不可救药者’被送到了诺福克岛的恐怖监狱。那里的条件非常可怕，以至于囚犯们都急于签订自杀协议。死亡是唯一的逃脱办法。
英国不是实行流放的唯一国家。在19世纪，法国在南美的圭亚那和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建立了刑罚殖民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向其非洲属地流放过罪犯。俄罗斯沙皇向西伯利亚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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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看守所
在欧洲，普通看守所变得更加糟糕。即使在流放的船上安装了保险真空管装置，也都完全没有安装现在的一些操纵设备。
18世纪的看守所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是一个政治闲职，都奖赏给出身名门的企业家。他们把看守所当作盈利行业经营。在这所具有栅栏的旅馆中，‘客人’必须为最基本的服务交纳昂贵的费用。这里甚至存在着为了‘免除烫烙’而贿赂的现象。一个富有的犯罪者可以生活在相对奢华的条件之下，享有私人套间和24小时的房间服务。看守们为那些能够负担的罪犯开酒馆，拉皮条嫖娼。
但是，那些没有现金也没有亲属或朋友支持他们的不幸囚犯们特别悲哀！他们不得不极力讨好参观者，以赢得他们的怜悯或者在墙上伸出乞讨的篮子。官方没有供其饮食的预算，许多贫穷的囚犯都饿死了。
由于每个看守所都是一个小帝国，一个国中之国，因此这种恐怖很常见。看守不向任何人负责，甚至不向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一旦打开了罪犯枷锁的钥匙，法院就对罪犯失去了任何兴趣。看守们便可以对罪犯为所欲为。有时他们甚至在囚犯刑期届满时也懒得释放囚犯。如果有人注意到了，他们就声称这些囚犯还欠他们的‘押运’费。
18世纪的看守所是一个狄更斯式的暴力和悲惨恶梦。在这场恶梦中，只有强者才能活下来。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塞进常见的大囚房中。他们在里面进食、睡觉、打斗和通奸。当看守不在周围时，囚犯团伙进行统治。他们勒索新囚犯，杀死告密者。
另一大灾难是伤寒或称‘看守所发烧’。一旦发生伤寒，便会一个接一个地传染遍全看守所。在1773－1774年间，英格兰死于伤寒的囚犯比死在绞刑架上的罪犯还多。在伤寒传入法庭，律师和法官开始死亡之前，没有人关心伤寒在看守所的流行。此后，突然出现了一股对看守所卫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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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开始
对身体酷刑的觉醒
“自由与平等的新哲学强调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这激发了对身体酷刑的不断觉醒。”
几种不同的思潮对推动刑罚改革发挥了作用。自由与平等的新哲学强调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这激发了对身体酷刑的不断觉醒。死刑和肉刑开始被看作是残忍的。教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