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霍华德想象的那样的感化院失败了。但是，这一制度在其原始做法和基本原理被摒弃之后很久依然盛行。
对“血腥法典”的替代措施
在1800年，加拿大人可以因为偷一件衬衫而被绞死。当时，抢劫是许多种处以死刑的犯罪之一。
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人继承了英国的“血腥法典”。这么说是因为加拿大几乎完全依赖鞭打和绞刑作为对犯罪的刑罚。到这些法律被引进英属北美时（下加拿大于1763年，上加拿大于1793年），它们在自己的祖国已经受到了挑战。
像在英国一样，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实际上很少被处死，但是绞刑架林立足以引起普遍的反感。到1833年，加拿大的死刑罪减少到12种，包括谋杀、强奸、抢劫、夜盗和放火。到1841年，只剩下谋杀和叛国可以被判处死刑。
金斯敦感化院
这些法律改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种替代形式的刑罚——在感化院做苦役——产生了。加拿大的第一所感化院金斯敦感化院于1835年6月1日建成了。
约翰·霍华德在18世纪70年代就谴责的英国监狱中存在的各种虐待，绝大多数仍然可以在19世纪30年代的普通加拿大看守所里见到。这些看守所污秽不堪、疾病盛行、混乱无序。直到1836年，多伦多看守所的囚犯每天仅收到1磅半干面包。他们在监狱里没有工作，也没有户外活动。许多囚犯戴着脚镣。
加拿大立法者对美国的刑罚试验特别感兴趣，激烈地争论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的优点和缺陷。
1831年，上加拿大下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呼吁在金斯敦附近建立一所感化院。一个局长委员会确定，奥本制或“沉默接触”制最具有效力。
道德再教育
1834年，加拿大通过了第一部感化院法。该法确立了这一新机构的目标：金斯敦感化院将提供“不仅威慑他人犯罪，而且改造罪犯和使罪犯养成勤奋习惯”的手段。道德再教育代替了恐吓。
金斯敦感化院初期的实践大不相同。尽管金斯敦感化院最初被设计为对“血腥法典”的残酷的一种人道替代措施，但是第一任监狱长亨利·史密斯很快便全都以改造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1849年，在由亚当·弗格森阁下领导的一个专门的政府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史密斯被撤了职。但是，委员会的程序完全由《多伦多世界报》的主编、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朗确定。不久，布朗被选为上加拿大的立法改革委员。
“在白天站了10个小时之后，要求囚犯在晚上再站着上课。”
起初对金斯敦感化院的乐观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奥本制在加拿大显然比在美国还难以实施。这一制度基本上实施不了。尽管不停地鞭打罪犯，他们仍然试图违反沉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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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法定的惩戒手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感化院的缔造者们希望废除的肉刑成了这一新机构中合法的惩戒手段。
尽管他们面对金斯敦感化院有所省悟，但是布朗委员会仍然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感化院能够使人变好，道德说服能够取得身体强制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实际上，道德说服被认为是感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时，犯罪行为被确信是道德疾病的一种表现，宗教劝诫是最早的监狱治疗。
牧师是被加拿大监狱雇用的第一批非监管人员。他们主持仪式，举办安息日学校和复活节聚会，散发圣经，向囚犯们讲授懒惰和酗酒这对孪生罪恶。他们指导文盲囚犯学习以使其能够阅读。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努力说服罪犯其判决公正，帮助他们服从“矫正。”
适应这种体制并不容易。在19世纪的加拿大感化院里，食物是粗糙不变的，居住的囚室非常狭窄。感化院内单调的生活就是点名、工作和睡觉。在所有时间都要求罪犯绝对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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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娱乐
在感化院中没有娱乐，甚至不允许有私人爱好。直到1869年，罪犯甚至才能在自己的单人牢房中有一盏供阅读的灯。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特权，只有表现好的罪犯才被允许参加晚上的课程。但是，即使在经过一天10个小时的木工或锻工工作之后，在上课过程中也必须一站到底。
囚犯们总是对无数的细微规则和规章感到灰心。他们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某事受到处罚。即使最顺从的罪犯，也最多可以指望因为其表现好而被减去3天刑。
在19世纪60年代，政府感化院检查员们将加拿大制度形容为“一种严厉的镇压、强硬的威压。这种制度不承认罪犯的条件应当在其表现良好时有所改变或改善。”他们倡议采取爱尔兰适用的那种“渐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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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制：假释的开端
在爱尔兰制或“克罗夫顿”制中，罪犯能够逐渐争取恢复自由。他们从独居制（宾夕法尼亚制）开始，然后白天与其他罪犯一起工作（奥本制）。在这第二阶段，罪犯的良好表现可以挣分。他们挣的分能够依次赢得进一步的特权，包括“假条”和假释。
1868年的加拿大感化院法规定了为引进一种克罗夫顿式的制度的法律框架。除其他革新之外，该法规定了一种免除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如果罪犯表现良好，一个月可以赢得长达5天的减刑。
克罗夫顿制和大棒
提早释放是矫正当局开始摇摆的一根希望鼓励罪犯改造的“胡萝卜”。但是，在另一头是不定期刑的“大棒”。许多刑罚改革家担心，未得到改造的罪犯在等待刑期届满的过程中只是在墙上刻刻画画。一些人认为，监狱长应当有权将罪犯关押到他们真正改善时为止，即使需要终生的时间。
监狱本身的状况在恶化。1867年，在加拿大组成联邦之后，联邦政府承担了在金斯敦、哈利法克斯和新不伦瑞克圣约翰的省感化院的责任，但是这些感化院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
纽约监狱协会秘书伊诺克·C·瓦因斯写道，金斯敦感化院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完全未实现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他认为该感化院应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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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政府不能失去任何监禁空间。罪犯的人数呈螺旋型上升。到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关押的罪犯达到907名，拥挤毁坏了纪律。政府必须建造新的感化院来缓解压力。
在10年之内，加拿大建造了4所“大房子”。1873年，在蒙特利尔附近建造了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1875年，在斯托尼山建造了曼尼托巴感化院；1878年，在新威斯敏斯特附近建造了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1881年，建造了多切斯特感化院。多切斯特感化院代替了古老的圣约翰监狱和哈利法克斯监狱，成为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的联邦监狱。
剥夺自由不改造
新感化院的建立帮助缓解了拥挤状况，但是也拉响了19世纪末期在加拿大和美国频繁监狱暴动的警报。这表明感化院制度根本无效。剥夺自由本身不起任何改造作用。
像18世纪的监狱改革家一样，维多利亚刑罚学家倡导的改革是范围更大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越来越强调专业化。监狱改革家们努力使犯罪学成为一门令人尊敬的学科。国内和国际组织非常活跃。加拿大是第一届刑罚会议的积极参与者。
同时，在另一个层次上，像1874年组建的多伦多囚犯援助协会之类的组织试图帮助从监狱释放的囚犯来适应自由。
“‘天生犯罪人’前额突起、长臂、大耳。”
对犯罪的古老宗教解释不再被人接受。但是，对于什么引起犯罪或者如何“治疗”犯罪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面对着令人尴尬的累犯事实，刑罚改革家们希望考虑任何解释和探索任何解决办法，但是有些稀奇古怪。
生物学的解释很流行。这便是颅相学（对头盖骨的隆起部分的分析）和“天生犯罪人”概念的盛行。自称为切萨雷·龙勃罗梭于1889年写出了《犯罪人论》。在书中，他宣称犯罪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返祖者。通过突起的前额、过长的手臂和过大的耳朵可以将他们鉴别出来。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 加拿大人仍然相信，犯罪是遗传的，惯犯应当被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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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试验样本
J·G·莫伊伦在1875－1895年期间任感化院检查员。他在其报告中讲到“罪犯是最好的试验样本，因为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任何意愿……监狱内部就是一个供卫生、教育、身体和道德改造等各种新计划进行试验的大剧场。”当时，他可能一直在想着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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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主题：罪犯是病人
到20世纪初，罪犯不再被看作是需要赎罪的罪人，而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在20世纪，有关皇家委员会的建议开始反映刑罚学中的这一新主题。1914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呼吁“对个人进行仔细和科学的研究。”监狱不能再像工厂那样开办，把人体材料处理成可互换的部件。
当然，在加拿大矫正制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犯罪率的波动、经济的压抑、变换的政治优先考虑和管理问题干扰了值得向往的计划的实施。
刑罚改革家们和刑罚当局看问题并不总是一致。刑罚改革家们的首要关切是帮助囚犯；监狱长们关心的首先是维持秩序。
1924年，感化院主管W·S·休斯在其报告中指出：“感化院中囚犯的治疗继续是一个争论的主题；多以百计的对犯罪一知半解、对罪犯一无所知的人仍然继续提供建议或者要求治疗罪犯。对于这些被定罪者来说，最为幸运的是尝试感化院很少这些未经试验的建议。”
改变是缓慢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拿大开始了囚犯分类计划、专门的少年设施、综合的工业农场体制和关于善行减免和假释的规定。
在经济大萧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