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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舟 忠 告（四）
【解说】 在北京的李宏龄没有接到总号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 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从资本上来说，它不是说在面向社会这种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这种局限范围，筹集资金这个范围来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 第二个，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们经营下来结了帐，我们今年比如说，赚取了十万元或者十万两，这十万两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留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是没有的，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 第三个就是我讲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这个在当时归国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银行家经营之下，用新的一种理念。一元开户，就存银元。过去存银元是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给你开户，这样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会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点点的钱也存在你这儿，它的储蓄就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500万元了，但是它的储蓄存款上亿元。
同 舟 忠 告（五）
【解说】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不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他们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同 舟 忠 告（六）
【解说】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采访】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在清末，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应当说影响比较大。 【采访】王进 作家 《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得少。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一个呢，它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以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那我自己觉得银行这样做，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因为什么呢？说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呢，你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 想看书来
同 舟 忠 告（七）
【解说】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山西会馆内，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正聚在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岁。 正是由于李宏龄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分号掌柜们都开始赞同改组银行的主张。朝廷颁布的注册制度，再次为票号改组银行提供了机遇。所以原本商议如何应对朝廷新章程的会议，逐渐变成了研讨合组银行的会议。这次会议结束时，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都先后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同 舟 忠 告（八）
【解说】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其实从1904年开始，就有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不断劝说山西商人，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 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县城中的总号写信。这些信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在汉口分号的信中，甚至采用了这样的口气，“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大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冷清。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当时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强烈要求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有做出反应。票号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等待毛鸿翰的态度。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也就是说，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今天讲经理掌柜们，他的一种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就是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那么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那么试想山西省有那么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当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同 舟 忠 告（九）
【解说】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 毛鸿翰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毛鸿翰既没有说明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必再张罗。不仅如此，把合组银行这样一件对票号业生死攸关的大事轻描淡写地转化为李宏龄的个人意见，言语虽然含糊，�